面对史学界取得的崭新成就，游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进入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二个阶段，即在继续做宏观研究的同时向微观深入发展。以宏观指导微观和以微观体现宏观，是大多数真正的学者都会经历过的不同阶段，两个阶段孰先孰后或平行不悖，则因人而异。对游先生来说，收录在1937年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中的九篇论文，除《屈赋考源》仍然是《楚辞概论》路径的延伸以外，其他的文章都属于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从“读骚论微”的微字兼有细小和隐微的意义来看，这一意图也是明显的。上面提到了古史辨派和王国维先生，一破一立，从相反的方向同样地接近了历史的真实。游先生并非古史辨派的成员，也非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其时年过而立，学术上已经渐臻成熟。他从不同的方法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清醒地做了“以我为主”的吸收借鉴。他尊重古史辨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他更敬佩王国维先生那种既进取而又冷静的态度。这一时期的论文，除了纠正前一时期因疑古过甚和不够成熟而导致的部分偏差，更多地侧重于以古史(包括神话传说)释楚辞，又反过来以楚辞证古史。古史辨派和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被有选择地运用到了楚辞研究之中。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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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九歌山川之神》、《离骚后辛菹醢解》、《天问题解》、《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解》、《天问古史证(二事)》，这一组文章，都是体现游先生这一时期学风的代表性论文。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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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九歌山川之神》分别考论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以民俗学的基本观点为主于，证之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结论多为前人所未发。19世纪创始于英国的民俗学，周作人、刘半农等在“五四”以前已经有所接触研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大国，存在着较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丰富的民俗资料，民俗学的引入，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到30年代前后，对这门学科的研究遂蔚为风气。游先生在《楚辞概论》中已经运用民俗学的观点来解释楚辞的产生，不到十年，又以不断深入的微观积累使自己在这一方向的研究中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在这篇论文中，游先生从人类本能——男女相爱出发，对《九歌》中的四篇作品做了精到的考据说明：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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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为楚人祠祀湘神之歌。考湘之有神，与河洛等，其有君有夫人也，亦犹河之有河伯，洛之有洛妃尔矣。然其神之起，亦不过初民之崇拜自然，但泛有一水神之意象而已，初未实之以人事也(《论湘君湘夫人》)。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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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神)祀典之隆，在诸渎上。考其原因，盖由于河之为患，最烈而广，以为非此莫能缓其祸而纾其灾。是故河之决也，湛璧马以祷祀之；祷祀之不足，又为之娶女以媚之．凡河伯之种种神话，与夫民间种种脱神之习俗，皆山此而起焉。初民不能克服自然，而但为宗教之崇拜与祈祷者，往往如此(《论河伯》)。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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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遒民俗之祠山也，既用山公，又用山妪，则是山神本有男女之分，而《九歌》所祀之鬼必为女鬼，又町知也。其写缠绵婀娜之情者，岂非占者神民相杂，设为山鬼思其山公(自注：即篇中所屡称之公子)，有如生人婚姻之故者，故不觉其言之眷恋如此乎?(《论山鬼》)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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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于原始神话、宗教、习俗的解释显然都符合于唯物史观。在具体的论述中，他指出前人都没有把湘君、湘夫人看成配偶之神，各种说法纷纭乖戾而不可通。《湘君》、《湘夫人》两篇的文词和情调，不仅表现男女相悦，而且针锋相对，“岂不以湘君之与夫人，本为配偶之神，作者以人道拟之，遂故作此等艳语耶”?确定了这一前提以后，他又进而根据王逸注湘夫人为尧之二女，深入探索发挥，列举诸证，判断湘君即虞舜。用这一新说通观《湘君》、《湘夫人》两篇，就使人有怡然理顺的感觉。《沦河伯》一节，考证河伯在《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古籍中都是古之诸侯，其后的记载，河伯的形象已在入神之间，辗转讹变，增饰附会，本是古代神话传说形成和流传中常见的情形，不足深论。独特的见解在于考沦《河伯》一篇的本事为河伯娶妇的风俗，此风在战国时已经大盛，《史记·滑稽列传》中有过详细的记载，《河伯》篇末“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明指嫁娶之事，“美人”、“南浦”、“波滔滔”这样的描写，与《史记》所载河伯娶妇的实况如符券之合。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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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后辛菹醢解》是以梁玉绳《史记志疑》为引子而撰作的考论。梁氏误解“后辛之菹醢兮”为武王斩殷纣而刑其尸，并且举出《论衡》中的不同记载为说，以证明“三代以上，无弒君之事”这一想当然的结论。《离骚》原文在此句下紧接着说“殷宗用而不长”，梁氏的曲解本来不攻自破。游先生不惮其烦，写作了这第二千多字的驳论，实际上却在以古史释楚辞。文中先举《离骚》“固前修以菹醢”的内证，又举《天问》“梅伯受醢”、《涉江》“比千菹醢”的旁证，说明殷纣暴虐，残杀忠良，再罗列古籍及古注中殷纣以人为菹醢的记载，从《逸周书．明堂解》以下凡十九事，被醢之人六人，证明“纣以人为菹醢”并不是屈原的创说，进而总结出《离骚》中徵引古事，不过是在“著其亡国之徵，众不必凿指为谁何，拘执乎某事”，善读书者不应以辞害意。一方面以古史释楚辞，显示了古文献素养的深厚；另一方面又把文学区别于历史，破除了古代和当代某些学者的拘墟迂曲。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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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问》的四篇论文，除《天问题解》以外，都是和《离骚后辛菹醢解》同类性质的考据文字。<<天问》中“启棘宾商”四句，从王逸以下的注家，众说纷纭，或牵强附会，或仅得一偏，都不能圆融无碍，使读者肯首厌心。游先生汇集众说，疏通董理并加按断，肯定了朱熹、蒋骥用《淮南子》启母化石、石破生启的神话传说(今本《淮南子》已佚去此文，据《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商”当为“帝’或“高”的误字，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训释，指出“棘”、“死”是“急”、“尸”二字的假借，这才使这四句文义一气贯通。《天问古史证(二事)》则是以楚辞证古史的典型例子。第一事释“启代益作后，卒然离□”以下八句。谨按，启益相攻的传闻，大悖于孟子以来传统史学中以启为明君、益为贤臣的旧说，即使是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在《夏本纪》中也采用正统的益受天下而又让给启的说法，只是在《燕世家》里记载或人对燕王哙的说辞中提到“启与交党攻益，夺之”，为后世的研究者留下了一点线索。先秦的其他古籍中，则明白地有启、益相攻的记载。不论从前人的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历史观，还是今天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为奴隶社会的历史观来看，其间交替，刀兵相见似乎要比雍容揖让为合理。洪兴祖和朱熹、蒋骥、陈本礼都引用过《竹书纪年》中益为启所杀的材料，然而又都否认它的可靠性。游先生据《战国策．燕策》、《韩非子。外储说》、《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汉书·律历志》等书中的材料以证成《竹书纪年》之说，并作了客观的判断：“古事传闻，往往有异；传说之成，或非无故；信之者愚，辩之者亦迂矣。然则屈子述启益攻夺之事，又奚必律以经典而斥其诬哉?”第二事释“该秉季德”以下四句及“有扈牧竖”以下四句，重点在考证“有扈”。王国维先生在他著名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据卜辞中有“王亥”和“季”推证《史记·殷本纪》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吕览·勿躬》之“冰”、《世本·作篇》之“胲”以及《天问》中的“该”都是“亥”的通假或形近之讹，“恒”为亥的兄弟；并从而认为《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及“有扈牧竖”的“有扈”，《山海经》和郭璞注引《竹书纪年》都写作“有易”，因此当作“有易”。游先生以为“该”“恒”之为王亥，经王国维先生的精密论证，已成定谳，“有扈”是否即为“有易”之讹，则还是可以商榷的。有扈见于《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弃怠三正”，《书序》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书序》后出，但《甘誓》为今文，《墨子·明鬼》全引其文，以为禹的誓言，《庄子。人间世》、《吕览．召类》、《说苑．正理》都记有禹伐有扈事，《史记．夏本纪》则记有扈氏为禹所分封的夏代同姓诸侯。孙星衍、梁玉绳、孙贻让等学者对禹伐有扈还是启伐有扈也有不同意见。游先生比较众说，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定为启伐有扈，而据先秦典籍，有扈氏虽被攻伐而并未灭国，所以《天问》中的“有扈”并非“有易”之误。“该秉季德”一段，所问的正是关于夏代的历史传说，即王亥托于有扈，放牧牛羊，有淫行，有扈使人袭击于床笫之间，刚好王亥先已离开，得以幸免，然其后终于以此丧生。这一段历史传说不见于其他载籍，正可补古史之阙。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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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的生平，汉人的记载仅见《史记·屈原列传》和《新序·节士》，而且过于简略，所以才导致了胡适和一些日本研究者的怀疑，以屈原为子虚乌有的人物。即使在肯定屈原实有其人的同一大前提下，关于他生平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生卒年，夺稿，流放的次数、时间、地点、路线等，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使人一致确信的结论，也许竟永远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在不断地探索，以期比较地接近于事实真相。《楚辞概论》中曾以一章的篇幅，以《史记》、《新序》为骨干，钩稽屈原作品中的线索，为屈原写了一篇《略传》，并附有年表。收录在《读骚论微初集》中的《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是一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在针对钱穆先生《楚辞地名考》一文所作的论战中正面阐述了屈原流放中的地理和路线，同时附带修正了《楚辞概论》中关于屈原生平一些不尽恰当之说。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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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提出屈原被放江南在顷襄王朝的说法以来，到明代一直没有异说。清初林云铭《楚辞灯》独标新说，以为屈原曾两次被流放，第一次在怀王时被放汉北，后被召回，在顷襄王二年又被第二次放逐到江南，并指出《抽思》是被放汉北时所作。其后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又进一步提出，顷襄王放逐屈原于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南六十里)。届原在陵阳九年，以后又渡江去辰、溆。蒋骥新说的根据是《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旧注均释“陵阳”为“大波之神”，借指波浪，蒋骥却以陵阳为地名，而且是《哀郢》中“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的目的地；同时还考证出屈原被放江南的路线是由郢都东下陵阳，然后又自东北往西南，由鄂渚而入溆浦。他把《哀郢》、《涉江》两篇中屈原自己提到的流放路线衔接起来，使过去对屈原流放于江南沅湘一带的笼统结论具体化，《哀郢》中“东迁”的目的地有了着落，涉江南渡有了起点。 akw,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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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骥的研究基础上，《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把史料记载和屈原作品中有关的线索结合在一起，对屈原被放的时间、地点、路线做了综合性的考查，提出了“见疏”、“初放”、“再放”是三件事，不容混淆。游先生联系当时七国间合纵、连横的政治大背景和屈原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主张来推断屈原的事迹，提出了屈原由于张仪的离间和上官大夫的诬陷而被怀王疏远的假设。其后怀王二十四年再度背齐亲秦，朝中党人得势，放逐屈原以使他不再有发表不同政见的条件，当以此时最为可能。初放的地点在汉北。怀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秦、楚两次战争，楚国又转而希望得到齐国的援助，利用他对齐国的友好态度入齐谢过复交，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怀王被骗入秦不返，顷襄王立，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顷襄王七年以后，楚国迫于秦国的强大压力，屈服于秦，修复关系。以屈原的性格和一贯的政治态度，自然不能缄口不言，再加上令尹子兰之谮，屈原被二次放逐至陵阳。根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的记载，而《哀郢》又为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时所作，所以屈原被再次放逐的时间应当在顷襄王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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