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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与兀者同师伯昏无人

申徒嘉是个被砍掉了一只脚的人，与子产同拜伯昏无人为师。子产对申徒嘉说：“我先出去那么你就留下，你先出去那么我就留下。”到了第二天，子产和申徒嘉同在一个屋子里、同在一条席子上坐着。子产又对申徒嘉说：“我先出去那么你就留下，你先出去那么我就留下。现在我将出去，你可以留下吗，抑或是不留下呢？你见了我这执掌政务的大官却不知道回避，你把自己看得跟我执政的大臣一样吗？”
申徒嘉说：“伯昏无人先生的门下，哪有执政大臣拜师从学的呢？你津津乐道执政大臣的地位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吗？我听说这样的话：‘镜子明亮尘垢就没有停留在上面，尘垢落在上面镜子也就不会明亮。长久地跟贤人相处便会没有过错’。你拜师从学追求广博精深的见识，正是先生所倡导的大道。而你竟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完全错了吗！” 子产说：“你已经如此形残体缺，还要跟唐尧争比善心，你估量你的德行，受过断足之刑还不足以使你有所反省吗？”申徒嘉说：“自个儿陈述或辩解自己的过错，认为自己不应当形残体缺的人很多；不陈述或辩解自己的过错，认为自己不应当形整体全的人很少。懂得事物之无可奈何，安于自己的境遇并视如命运安排的那样，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来到世上就象来到善射的后羿张弓搭箭的射程之内，中央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中靶的地方，然而却没有射中，这就是命。用完整的双脚笑话我残缺不全的人很多，我常常脸色陡变怒气填胸；可是只要来到伯昏无人先生的寓所，我便怒气消失回到正常的神态。真不知道先生用什么善道来洗刷我的怒气呢？我跟随先生十九年了，可是先生从不曾感到我是个断了脚的人。如今你跟我心灵相通、以德相交，而你却用外在的形体来要求我，这不又完全错了吗？”子产听了申徒嘉一席话深感惭愧，脸色顿改而恭敬地说：“你不要再说下去了！”^[163]
默察奸情

子产早晨外出，经过东匠巷的大门时，听见有个女人在哭，就按住他车夫的手让车停下仔细听那哭声。过了一会儿，就派差役把这女人抓来审问，原来是个亲手勒死丈夫的人。后来有一天，子产的车夫问他说：“先生是怎样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里有恐惧。大凡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刚生病时是担忧，快死的时候是恐惧，已经死了就悲哀。如今她哭已经死了的丈夫，不哀伤而恐惧，我因此知道这里面有奸情。”^[164]^[165]

兄荒酒弟耽色

子产任郑国的宰相，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三年之后，好人服从他的教化，坏人害怕他的禁令，郑国得到了治理，各国诸侯都害怕郑国。子产有个哥哥叫公孙朝，有个弟弟叫公孙穆。公孙朝嗜好饮酒，公孙穆嗜好女色。公孙朝的家里，收藏的酒达一千坛，积蓄的酒曲堆成山，离他家大门还有一百步远，酒糟的气味便扑鼻而来。在他被酒菜荒废的日子里，不知道时局的安危，人理的悔恨，家业的有无，亲族的远近，生死的哀乐，即使是水火兵刃一齐到他面前，他也不知道。公孙穆的后院并列着几十个房间，里面都放着挑选来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在他沉湎于女色的日子里，排除一切亲戚，断绝所有的朋友，躲到了后院里，日以继夜，三个月才出来一次，还觉得不惬意。发现乡间有美貌的处女，一定要用钱财把她弄来，托人做媒并引诱她，必须到了手才罢休。子产日夜为他俩忧愁，悄悄地到邓析那里讨论办法，说：“我听说修养好自身然后推及家庭，治理好家庭然后推及国家，这是说从近处开始，然后推广到远处。我治理郑国已经成功了，而家庭却混乱了。是我的方法错了吗？有什么办法挽救我这两个兄弟呢？请你告诉我。”邓析说：“我已经奇怪很久了，没敢先说出来，你为何不在他们清醒的时候，用性命的重要去晓喻他们，用礼义的尊贵去诱导他们呢？”子产采用了邓析的话，找了个机会去见他的两位兄弟，告诉他们说：“人比禽兽尊贵的地方，在于人有智慧思虑。智慧思虑所依据的是礼义。成就了礼义，那么名誉和地位也就来了。你们放纵情欲去做事，沉溺于嗜欲，那么性命就危险了。你们听我的话，早上悔改，晚上就会得到俸禄了。”公孙朝和公孙穆说：“我懂得这些已经很久了，做这样的选择也已经很久了，难道要等你讲了以后我们才懂得吗？生存难得碰上，死亡却容易到来。以难得的生存去等待容易到来的死亡，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你想尊重礼义以便向人夸耀，抑制本性以招来名誉，我以为这还不如死了好。为了要享尽一生的欢娱，受尽人生的乐趣，只怕肚子破了不能放肆地去喝酒，精力疲惫了不能放肆地去淫乐，没有工夫去担忧名声的丑恶和性命的危险。而且你以治理国家的才能向我们夸耀，想用漂亮的词句来扰乱我们的心念，用荣华富贵来引诱我们改变意志，不也鄙陋而可怜吗？我们又要和你辨别一下。善于治理身外之物的，外物未必能治好，而自身却有许多辛苦；善于治理身内心性的，外物未必混乱，而本性却十分安逸。以你对身外之物的治理，那些方法可以暂时在一个国家实行，但并不符合人的本心；以我们对身内心性的治理，这些方法可以推广到天下，君臣之道也就用不着了。我们经常想用这种办法去开导你，你却反而要用你那办法来教育我们吗？”子产茫然无话可说。过了些天，他把这事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同真人住在一起却不知道他们，谁说你是聪明人啊？郑国的治理不过是偶然的，并不是你的功劳。”^[166]
邓析骩法

郑国很多人把新法令悬挂起来，子产命令不要悬挂法令，邓析就对新法加以修饰。子产命令不要修饰新法，邓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颇。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邓析对付的办法也就无穷无尽。这样一来，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混乱就会越厉害。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奸巧，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狡诈。狡诈奸巧的人，是先王所惩处的人。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167]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极力刁难他，跟有狱讼的人约定：学习大的狱讼要送上一伴上衣，学习小的张讼要耍送上短衣下衣。献上上衣短衣下衣以便学习狱讼的人不可胜数。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对的错的没有标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每天都在改变。想让人诉讼胜了就能让人诉讼胜了，想让人获罪就能让人获罪。郑国大乱，人民吵吵嚷嚷。子产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杀死了邓析并且陈尸示众，民心才顺服了，是非才确定了，法律才实行了。如今世上的人，大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可是却不杀掉邓析之类的人，这就是想把国家冶理好而国家却更加混乱的原因啊。^[168]
邓析持模棱两可的论题，创设没有结果的诡辩，在子产执政的时候，作了一部写在竹简上的法律《竹刑》。郑国使用它，多次使子产的政事发生困难，子产只能屈服。于是子产便把邓析抓了起来，并当众羞辱他，不久就杀了他。可见子产并不是能够使用《竹刑》，而是不得不用它；邓析并不是能够使子产屈服，而是不得不使他屈服；子产并不是能够诛杀邓析，而是不得不诛杀他。^[169]
见壶丘子林

子产在郑国担任宰相，去见壶丘子林，跟他的学生们坐在一起，一定按年龄就座。这是把宰相的尊贵放在一边而不凭它去居上座．身为大国的宰相，而能丢掉宰相的架子，谈论思想，议论品行，真心实意地与人探索，大概只有子产能这样吧。他在郑国做了十八年相，仅处罚三个人，杀死两个人。桃李下垂到路上，也没有谁去摘，小刀丢在道上，也没有谁去拾。^[170]
赋诗却敌

晋人想进攻郑国，派叔向到郑国聘问，借以察看郑国有没有贤人。子产对叔向诵诗说：“如果你心里思念我，就请提起衣服涉过洧河，如果你不再把我思念，难道我没有其他伴侣可选？”叔向回到晋国，说：“郑国有贤人子产在，不能进攻。郑国与秦国、楚国临近，子产赋的诗又流露出二心，不可以进攻他们。”晋国于是停止攻郑的计划。孔子说：“《诗经》上说：‘国家强大完全在于有贤人’，子产只是诵诗一首，郑国就免遭灾难。”^[171]

君臣交儆

郑简公告诉子产说：“郑国很小，又夹在楚、晋两国之间。如今内城外城都不完整，兵器铠甲也不齐备，不可以用来对付意外事变。”子产说：“长久以来，我严密地封锁了郑国的外围边境，而防守郑国的内部也已经很巩固了，虽然郑国很小，但还是没有危险的。您别担忧。”因此郑简公终身没有祸患。^[172]
子产做郑国的相国，郑简公告诉子产说：“我饮酒也不快乐啊。祭祀规模不大，钟鼓竽瑟经常不响，我的事也不能专一，国家不安定，百姓得不到治理，耕耘和作战的事不和睦，也是你的罪过。你有你的职责，我也有我的职责，我们各守其职吧。”子产退下来不再管祭祀之事而专门掌管政事，五年后，国内没有了盗贼，路不拾遗，桃树枣树栽到大街上也没有人攀援，锥刀遗失在路上三天仍可以找得回来。这样的情况三年都没有改变，民众没有忍饥挨饿的。^[173]
郑简公对子产说：“喝酒不能尽兴，钟鼓不能鸣响，这是我的责任；国家不得安宁，朝廷得不到治理，对诸侯的外交打不成目的，这是你的责任。你别干涉我寻欢作乐，我也不干涉你治理国政。”从此之后，子产专心治理郑国，城门不需要关闭，国内没有盗贼，路旁没有挨饿的人。孔子说：“像郑简公这种喜好，就算抱着乐钟上朝都没问题。”^[174]

以乘与济人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务，用自己的座车在溱水、洧水边载他人过渡。孟子说，“子产只知道布施恩惠，但却不懂得用道德治理国政。十一月搭好路人的便桥，十二月搭好行车的梁桥，民众渡河就不会为难了。君子以仁德整治好自己的政务，外出使行人避道都没有关系，怎么能一个个人去满足呢？因此，治理国政的人去使每个人感到愉悦和满意，那连时间也不够了。”^[175]
欺于校人

从前有人向郑国子产赠送活鱼，子产命校人养在池中，校人把鱼煮熟了，回来说：“刚开始那些鱼看起来很疲累的样子，过了一会就懒洋洋的，很自如地就死去了。”子产说：“算是找到了应该到的地方，找到了应该到的地方啊！” 校人出来就说：“谁说子产智慧？我既然已经把鱼煮熟了吃掉，他还说：‘找到了应该去的地方，找到了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对君子可以用恰当有道的方法来欺骗他，但却很难用不道的方法来迷惑他。 ^[176]
父责

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产忠于郑国国君，子国怒责他说：“孤傲地离异臣子，独独去忠于君主。君主贤明，能听从你；君主不贤明，就不会听从你。听或不听，还不能确知，你却已经脱离群臣了。脱离群臣，就一定会危及自身了。不只是危及自身，又将危及父亲。”^[177]

样貌

据传子产的额骨中央部分隆起，形状如日，^[178]他的肩膀与孔子的很相似。^[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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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裔
子产有一子国参^[181]，继承了子产的卿位。^[182]另据《姓氏辩证书》，国参的儿子国珍，字子玉，国珍的儿子国卑，字子乐。
墓祠

子产墓位于河南新郑市西南陉山的山顶，旁边有祭仲墓，墓东建有祠庙。子产墓和庙都朝向东北新郑，杜预称之为“不忘本”。墓的隧道只堵塞后面而前面敞开，且不填土，以示其中没有珍宝。墓的修建没有使用山上美丽的石头，仅仅收集洧水自然形成的卵石砌成。墓庙前有一枯死的柏树，树根和死株之上，生长了许多新的柏树，甚至成为一片树林。如今庙树均废，只有墙基轮廓尚存。墓高约5米，底周长约100米，1987年3月1日，被列为郑州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有新郑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立“子产墓”碑。^[183]^[184]^[185] ^[186]^[187]
后人为纪念子产，曾在新郑市城内修建过许多祠，这些祠久已不存，只剩一座残碑——瓜皮碑，相传是杨彝在子产祠游玩，见到一通尚未刻字的石碑，诗兴顿发，就在地上捡起一块带泥的瓜皮，在碑上题了一首诗，该碑现存于新郑市文化馆。^[188]

杨彝《子产祠》

溱洧河边子产祠，
郑侯城下黍离离。
惠人懿范应难见，
君子高风何处追。
尘世几更山色在，
英雄如梦鸟声悲。
行人马上空回首，
落日荒郊不尽思。

标杆

陈寿认为诸葛亮的遗泽就连召公和子产都比不上。^[189]
裴松之认为诸葛亮的功德接近子产。^[190]
苻坚称王猛为管仲、子产一类的人物。^[191]
张华被认为是西晋子产。^[192]
北魏孝文帝元宏称任城王元澄为北魏的子产。^[193]
房玄龄被誉为唐朝的子产。^[194]
宋璟认为魏知古兼子产和叔向的遗风。^[195]^[196]

纪念

杜预经过邢山时，曾率领部下祭祀子产墓。^[185]
657年十月，唐高宗派遣使者祭祀子产墓。^[197]
748年，唐玄宗下令为子产等十六位忠臣置祠，春秋两季选择日期祭祀。^[198]
1857年，咸丰帝下诏将子产从祀孔庙，称“先贤公孙子侨”，位列孔庙东庑第一位。^[199]

后世诗赞

薛道衡十三岁读了《左传》中的子产事迹后，作《国侨赞》称赞子产。^[200]^[201]
黄庭坚《子产庙》：“区区小郑多君子，谁若公孙用意深。监督执节诛腹诽，不除乡校独何心？”
包裕《公孙大夫庙》：“当时豪杰事纵横，独有先贤治尚平。四善见称君子道，一宽无愧惠人名。”
佟凤彩《郐国访子产祠不得》：“携朋日暮访贤祠，满眼荆榛卧断碑。子弟教行调上下，田畴恩渥普公私。承风未遇心如醉，对景空嗟世已移。试望梅山青渐老，荒云几处鸟声悲。”
周昙《子产》：“为政何门是化源，宽仁高下保安全。如嫌水德人多狎，拯溺宜将猛济宽。”
黄本诚《谒公孙大夫祠》：“皇华长此往来频，慨想当年事两邻。独以艰难支小国，偏于凋敝惠斯民。田间遗泽歌犹昔，身后尼山涕尚新。每过祠堂一低首，洧流涣涣正迷津。”
袁枚《子产不毁游氏庙颂》

其他

汉武帝曾问东方朔自己是怎么样的君主，东方朔说以前尧、舜、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都不能用来比喻现在，汉武帝的功德已经超越三皇五帝，当朝的丞相就如同周公、召公一样，现在的郡守就如同子产一样。汉武帝听后大笑。^[202]
赵岐生前预筑了坟墓，绘制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画自己的像居主位，都作赞词。^[203]
李矩被刘聪堂弟刘畅以优势兵力进逼，李矩准备趁夜偷袭他们，但部下认为对方士兵众多，都很害怕，李矩就派外甥郭诵祭祀子产祠，说：“您昔日做郑国的丞相，凶恶的鸟儿都不敢叫。凶暴的胡人和恶臭的羯人怎么能从厅堂经过？”又让巫师到处传言：“子产有指教，将派神兵相助。”将士们士气大振，趁夜进攻，斩获数千人，只有刘畅逃脱了性命。^[204]

[ 此帖被游春波在2012-11-12 20:21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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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姓氏书辨证》卷22作国简成子
^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襄公二十七年》：《隰桑》，《诗·小雅》。义取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曰：“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襄公二十七年》：卒章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元年》：《瓠叶》诗义取薄物而以献酬，知其一献。
^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三年》：《吉日》，《诗·小雅》。宣王田猎之诗。楚王欲与郑伯共田，故赋之。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六年》：羔裘有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子产用以赞美韩子。
^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昭公十六年年》：《我将》，《诗·颂》。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乱，畏惧天威。

参考资料

^ ^1.0 ^1.1 《国语·晋语八》：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平公有疾，韩宣子赞授客馆。客问君疾，对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邪！”子产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侨闻之，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为尸，五日，公见子产，赐之莒鼎。
^ 《史记·郑世家》：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
^ 萧绎《金楼子·卷六杂记篇十三上》：太史公书有时而谬。《郑世家》云：“子产郑成公子”，而实子国之子也。
^ 杨绪敏《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子产》：《史记·郑世家》云“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系司马迁之误。
^ 《春秋经传集解·成公五年》：子国，郑穆公子。
^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五年》：发，子产父。
^ 郑克堂《子产评传》
^ 《春秋经传集解·襄公二十六年》：郑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为卿，故唯言七穆。
^ 《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六年》：郑七穆，谓子展公孙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孙夏，驷氏也；子产公孙侨，国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孙段，丰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谓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驷，公子骈也；国，公子发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丰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为卿，故止七也。
^ 《左传·襄公八年》：庚寅，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
^ 《左传·襄公八年》：冬，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晋。子驷曰：“……请从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 《左传·襄公九年》：冬十月，诸侯伐郑。……郑人恐，乃行成。……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
^ 《左传·襄公九年》：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
^ 《左传·襄公九年》：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乃及楚平。公子罢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 《春秋•襄公十年》：冬，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 《左传·襄公十年》：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
^ 《左传·襄公十年》：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 《左传·襄公十年》：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
^ 《左传·襄公十五年》：郑尉氏、司氏之乱，其余盗在宋。郑人以子西、伯有、子产之故，纳贿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伐、师慧。三月，公孙黑为质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齐与之。良司臣而逸之，托诸季武子，武子置诸卞。郑人醢之，三人也。
^ 《左传·襄公十九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
^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齐盟。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贰于楚者，子侯、石盂，归而讨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
^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濬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宣子说，乃轻币。是行也，郑伯朝晋，为重币故，且请伐陈也。郑伯稽首，宣子辞。子西相，曰：“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请罪焉。敢不稽首。”
^ 《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初，陈侯会楚子伐郑，当陈隧者，井堙木刊。郑人怨之，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子展命师无入公宫，与子产亲御诸门。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陈侯免，拥社。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美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竟，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郑伯赏入陈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及赏礼，请辞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
^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
^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印堇父与皇颉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献于秦。郑人取旷于印氏以请之，子大叔为令正，以为请。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旷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从，遂行。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
^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许灵公如楚，请伐郑，曰：“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御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展说，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涉于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入氾而归，而后葬许灵公。
^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印氏其次也。
^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蔡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廷劳于东门之外，而傲。吾曰：‘犹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国事大国，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为君也，淫而不父。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
^ 《左传·襄公三十年》：蔡景侯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九月，郑游吉如晋，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子产相郑伯以如楚，舍不为坛。外仆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无乃不可乎？”子产曰：“大适小，则为坛。小适大，苟舍而已，焉用坛？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灾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怀服如归。是故作坛以昭其功，宣告后人，无怠于德。小适大有五恶：说其罪戾，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共某职贡，从其时命。不然，则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国之祸也。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所以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
^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 《史记·郑世家》：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
^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子晳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必三年而后能纾。”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子西即世，将焉辟之？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不然，将亡矣。”
^ 《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叔向问郑国之政焉。对曰：“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驷、良方争，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见，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对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虽其和也，犹相积恶也，恶至无日矣。”
^ 《左传·襄公三十年》：六月，郑子产如陈莅盟。归，复命。告大夫曰：“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禾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
^ 《左传·昭公八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二妃嬖，留有宠，属诸徒招与公子过。哀公有废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缢。干征师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胜诉之于楚，楚人执而杀之。公子留奔郑。
^ 《左传·昭公八年》：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宋戴恶会之。冬十一月壬午，灭陈。
^ 《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既而朝，则又将使子晳如楚，归而饮酒。庚子，子晳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之，遂奔许。大夫聚谋，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罕、驷、丰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谓子产：“就直助强！”子产曰：“岂为我徒？国之祸难，谁知所儆？或主强直，难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产敛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不及谋而遂行。印段从之。子皮止之，众曰：“人不我顺，何止焉？”子皮曰：“夫人礼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产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
^ 《左传·襄公三十年》：伯有闻郑人之盟己也，怒。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也，喜。曰：“子皮与我矣。”癸丑，晨，自墓门之渎入，因马师颉介于襄库，以伐旧北门。驷带率国人以伐之。皆召子产。子产曰：“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伯有死于羊肆，子产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既而葬诸斗城。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乃止。
^ 《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
^ 《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
^ 《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 《左传·襄公三十年》：丰卷将祭，请田焉。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子张怒，退而征役。子产奔晋，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 《左传·襄公三十年》：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请命。”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间，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印段迋劳于棐林，如聘礼而以劳辞。文子入聘。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
^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北宫文子所谓有礼也。
^ 《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 《左传·昭公元年》：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君辱贶寡大夫围，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橐而入。许之。
^ 《左传·昭公元年》：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子皮戒赵孟，礼终，赵孟赋《瓠叶》。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赵孟欲一献，子其从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赵孟辞，私于子产曰：“武请于冢宰矣。”乃用一献。
^ 《左传·昭公元年》：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晳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晳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
^ 《左传·昭公元年》：大夫皆谋之。子产曰：“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乃执子南而数之，曰：“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今君在国，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国之纪，不听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
^ 《左传·昭公元年》：五月庚辰，郑放游楚于吴，将行子南，子产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国政也，非私难也。子图郑国，利则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吉若获戾，子将行之，何有于诸游？”
^ 《左传·昭公元年》：郑为游楚乱故，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薰隧。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子产弗讨。
^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其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闻也。此皆然矣。”
^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
^ 《左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雠、栎、郏，郑人惧。子产曰：“不害。令尹将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祸不及郑，何患焉？”
^ 《左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晋。宫厩尹子晳出奔郑。杀大宰伯州犁于郏。
^ 郑游吉如楚，葬郏敖，且聘立君。归，谓子产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说其事，必合诸侯。吾往无日矣。”子产曰：“不数年，未能也。”
^ 《左传·昭公二年》：秋，郑公孙黑将作乱，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伤疾作而不果。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子产在鄙，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数之，曰：“伯有之乱，以大国之事，而未尔讨也。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将至。”再拜稽首，辞曰：“死在朝夕，无助天为虐。”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作凶事，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请以印为褚师。子产曰：“印也若才，君将任之。不才，将朝夕从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请焉？不速死，司寇将至。”七月壬寅，缢。尸诸周氏之衢，加木焉。
^ 《左传·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
^ 《左传·昭公四年》：楚子问于子产曰：“晋其许我诸侯乎？”对曰：“许君。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许君，将焉用之？”王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従宋之盟，承君之欢，不畏大国，何故不来？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其余，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王曰：“然则吾所求者，无不可乎？”对曰：“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
^ 《左传·昭公四年》：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郑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郑公孙侨在，诸侯之良也，君其选焉。”王曰：“吾用齐桓。”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子产善相小国。
^ 《左传·昭公四年》：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緍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汰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无乃不济乎？”王弗听。
^ 《左传·昭公四年》子产见左师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谏，不过十年。”左师曰：“然。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
^ 《左传·昭公十三年》：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
^ 《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郑先卫亡，逼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 《左传·昭公五年》：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乃杀之。以屈生为莫敖，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过郑，郑伯劳子荡于汜，劳屈生于菟氏。晋侯送女于邢丘。子产相郑伯，会晋侯于邢丘。
^ 《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従，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 《左传·昭公六年》：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 《左传·昭公六年》：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 《左传·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従郑伯以劳诸柤。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刈，不抽屋，不强丐。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舍不为暴，主不慁宾。往来如是。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
^ 《左传·昭公七年》：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 《左传·昭公七年》：子产为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宣子辞。子产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施将惧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况能任大国之赐？纵吾子为政而可，后之人若属有疆场之言，敝邑获戾，而丰氏受其大讨。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丰氏也。敢以为请。”宣子受之，以告晋侯。晋侯以与宣子。宣子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县于乐大心。
^ 《左传·昭公七年》：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泄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従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
^ 《左传·昭公七年》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従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 《左传·昭公七年》：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魋。罕朔奔晋。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子产曰：“君之羁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择？卿违，従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获戾而逃，唯执政所置之。得免其死，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为子产之敏也，使从嬖大夫。
^ 《左传·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 《左传·昭公十年》：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 《左传·昭公十年》：戊子，晋平公卒。郑伯如晋，及河，晋人辞之。游吉遂如晋。九月，叔孙婼、齐国弱、宋华定、卫北宫喜、郑罕虎、许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晋，葬平公也。郑子皮将以币行。子产曰：“丧焉用币？用币必百两，百两必千人，千人至，将不行。不行，必尽用之。几千人而国不亡？”子皮固请以行。既葬，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孙昭子曰：“非礼也。”弗听。叔向辞之，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绖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见。子皮尽用其币，归，谓子羽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则不足。《书》曰：‘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夫子知度与礼矣，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
^ 《左传·昭公十一年》：秋，会于厥慭，谋救蔡也。郑子皮将行，子产曰：“行不远。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蔡必亡矣，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
^ 《左传·昭公十二年》：三月，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既如是，子产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当道者，毁之，则朝而塴；弗毁，则日中而塴。子大叔请毁之，曰：“无若诸侯之宾何！”子产曰：“诸侯之宾，能来会吾丧，岂惮日中？无损于宾，而民不害，何故不为？”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 《左传·昭公十二年》：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辞于享，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
^ 《左传·昭公十三年》：晋成虒祁，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为取郠故，晋将以诸侯来讨。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并征会。
^ 《左传·昭公十三年》：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羊舌鲋摄司马，遂合诸侯于平丘。子产、子大叔相郑伯以会。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损焉。及会，亦如之。
^ 《左传·昭公十三年》：甲戌，同盟于平丘，齐服也。令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产闻其未张也，使速往，乃无所张矣。
^ 《左传·昭公十三年》：及盟，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従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诸侯若讨，其可渎乎？”子产曰：“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
^ 《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
^ 《左传·昭公十三年》：仲尼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
^ 《左传·昭公十六年》：二月，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従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着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
^ 《左传·昭公十六年》：宣子有环，有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
^ 《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 《左传·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借手以拜？”
^ 《左传·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 《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 《左传·昭公十七年》：夏五月，火始昏见。……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 《左传·昭公十七年》：郑之未灾也，里析告子产曰：“将有大祥，民震动，国几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国迁其可乎？”子产曰：“虽可，吾不足以定迁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
^ 《左传·昭公十七年》：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乃简兵大蒐，将为蒐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期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従者止之曰：“毁于北方。”
^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之作也，子产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晋无乃讨乎？”子产曰：“吾闻之，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既，晋之边吏让郑曰：“郑国有灾，晋君、大夫不敢宁居，卜筮走望，不爱牲玉。郑之有灾，寡君之忧也。今执事扌间然授兵登陴，将以谁罪？边人恐惧不敢不告。子产对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灾，君之忧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惧谗慝之间谋之，以启贪人，荐为弊邑不利，以重君之忧。幸而不亡，犹可说也。不幸而亡，君虽忧之，亦无及也。郑有他竟，望走在晋。既事晋矣，其敢有二心？”
^ 《左传·昭公十九年》是岁也，郑驷偃卒。子游娶于晋大夫，生丝，弱。其父兄立子瑕。子产憎其为人也，且以为不顺，弗许，亦弗止。驷氏耸。他日，丝以告其舅。冬，晋人使以币如郑，问驷乞之立故。驷氏惧，驷乞欲逃。子产弗遣。请龟以卜，亦弗予。大夫谋对，子产不待而对客曰：“郑国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丧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寡君与其二三老曰：‘抑天实剥乱是，吾何知焉？’谚曰：‘无过乱门。’民有兵乱，犹惮过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乱？今大夫将问其故，抑寡君实不敢知，其谁实知之？平丘之会，君寻旧盟曰：‘无或失职。’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辞客币而报其使。晋人舍之。
^ 《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 《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 《左传·昭公二十年》：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 《史记·郑世家》：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 《史记·循吏列传》：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 《孔丛子·杂训第六》：县子问子思曰：“吾闻同声者相好，子之先君见子产时，则兄事之。而世谓子产仁爱，称夫子圣人。是谓圣道事仁爱乎？吾未谕其人之孰先后也，故质于子。”子思曰：“然，子之问也。昔季孙问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产之仁爱，譬夫子其犹浸水之与膏雨乎！”康子曰：“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佩，妇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
^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犠，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 《论语·公冶长第五》
^ ^116.0 ^116.1 《论语·宪问第十四》
^ 《礼记·仲尼燕居》
^ 《孔子家语·辨政第十四》
^ 《史记·郑世家》
^ 《左传·昭公五年》
^ 《后汉书·陈宠传注》
^ 《孟子·离娄下》
^ 《荀子·大略》
^ 《吕氏春秋·下贤》
^ 《韩非子·难三》
^ 《资治通鉴·卷005》
^ 《史记·循吏列传》
^ 《史记·太史公自序》
^ 《易林·井之大壮》
^ 《盐铁论·卷十·周秦》
^ 《战国策·序》
^ 《论衡·死伪篇第六十三》
^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 《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 《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
^ 《北史·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
^ 《文心雕龙·才略》
^ 《昭明文选·卷五十八·褚渊碑文》
^ 《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四·徐彦伯传》
^ 《史记索隐》
^ 《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八·卢怀慎传》
^ 《昌黎先生集·卷十三·子产不毁乡校颂》
^ 《临川先生文集·三不欺》
^ 《苏轼文集》
^ 《古史子产传评》
^ 《春秋臣传·子产评传》
^ 《南轩论语解》
^ 《四书大全》
^ 《四书集注》
^ 《读书乙记》
^ 《论语集注考证》
^ 《四书本义汇参》
^ ^153.0 ^153.1 《读左补义》
^ 《左传管窥》
^ 《张江陵集》
^ 《文章练要》
^ 《左传事纬》
^ 《左传纪事本末》
^ 《春秋左绣》
^ 《古微堂内集》
^ 《中国哲学史大纲》
^ 《中国古代法理学》
^ 《庄子·德充符第五》：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 　　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 　　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
^ 《韩非子·难三》：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 《论衡·非韩》：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宫，闻妇人之哭也，抚其仆之手而听之。有间，使吏执而问之；手杀其夫者也。翼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不恸。凡人于其所亲爱也，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 《列子·卷第七·杨朱篇》：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曲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婑嫷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乡有处子之娥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日夜以为戚，密造邓析而谋之，曰：“侨闻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侨为国则治矣，而家则乱矣。其道逆邪？将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诏之！”邓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时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诱以礼义之尊乎？”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我又欲与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子产忙然无以应之。他日以告邓析。邓析曰：“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 《吕氏春秋·离谓》：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 《吕氏春秋·离谓》：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
^ 《列子·卷第六·力命篇》：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
^ 《吕氏春秋·下贤》：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门也。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故相郑十八年，刑三人，杀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锥刀之遗于道者，莫之举也。
^ 《吕氏春秋·求人》：晋人欲攻郑，令叔向聘焉，视其有人与无人。子产为之诗曰：“子惠思我，蹇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叔向归曰：“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晋人乃辍攻郑。孔子曰：“《诗》云：‘无竞惟人。’子产一称而郑国免。”
^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郑简公谓子产曰：“国小，迫于荆、晋之间。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备，不可以待不虞。”子产曰：“臣闭其外也已远矣，而守其内也已固矣，虽国小，犹不危之也。君其勿忧。”是以没简公身无患。
^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不乐也。俎豆不大，钟鼓竽瑟不鸣，寡人之事不一，国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战不辑睦，亦子之罪。子有职，寡人亦有职，各守其职。”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荫于街者莫有援也，锥刀遗道三日可反。三年不变，民无饥也。
^ 《尸子·君治》：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无入寡人之乐，寡人无入子之朝。”自是以来，子产治郑，城门不闭，国无盗贼，道无饿人。孔子曰：“若郑简公之好乐，虽抱钟而朝可也。”
^ 《孟子·离娄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 《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
^ 《韩非子·外储》：子产者，子国之子也。子产忠于郑君，子国谯怒之曰：“夫介异于人臣，而独忠于主。主贤明，能听汝；不明，将不汝听。听与不听，未可必知，而汝已离于群臣；离于群臣，则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也。”
^ 《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管子》：“子产日角”
^ 《史记·孔子世家》：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 《孔子家语·在厄第二十》：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丧家之狗。”
^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三十二年》：国参，子产之子。
^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 《史记集解·循吏列传》：集解皇览曰：“子产冢在河南新郑，城外大冢是也。
^ 《史记正义·郑世家》：正义括地志云：“子产墓在新郑县西南三十五里。郦元注水经云‘子产墓在潩水上，累石为方坟，坟东北向郑城，杜预云言不忘本’。”
^ ^185.0 ^185.1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
^ 《水经注疏·卷二十二》：山上有郑祭仲冢。冢西有子产墓，（守敬按：《晋书·杜预传》载预《遗令》曰，山上有冢，问耕夫，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则惟一冢，预以目验，说自可信。此言有祭仲、子产二冢，岂后人傅会为之耶？抑传闻失实耶？然观《金楼子》二，杜元凯求葬于祭仲冢边，知久传二冢相近矣。《史记·循吏传·集解》引《皇览》，子产冢在河南新郑，城外大冢是。《地形志》，密县有子产墓。《括地志》，在新郑县西南三十五里。）累石为方坟，（守敬按：此即预《遗令》所云，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者也。）坟东有庙，（守敬按：《晋书·李矩传》，刘聪遣从弟畅讨矩，矩令郭诵祷子产祠。《地形志》，苑陵有子产祠，康城有子产庙，盖在二县之界。今在长葛县西陉山上。）并东北向郑城。杜元凯言不忘本。（守敬按：此预《遗令》文，《传》郑上有新字，《续汉志》注引同。）际庙旧有一枯柏树，其尘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戴柏下增成林二字，守敬按：尘根故株之上，乃成林耶？戴增大谬。《御览》九百五十四引，亦无此二字，可证。）列秀青青，望之，其奇可嘉矣。
^ 郑韩陵墓
^ 《河南名声古迹》
^ 《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 《三国志注·诸葛亮传》：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
^ 《晋书·载记第十四·王猛传》：坚谓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
^ 《晋书·列传第六/张华》：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
^ 《北史·列传第六景穆十二王下》：孝文诏澄曰：“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贤士，得失竟谁？”对曰：“郑国寡弱，摄于强邻，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帝方革变，深善其对，笑曰：“任城当欲为魏子产也。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
^ 《旧唐书·列传第十六房玄龄传》：若以往哲方之，房则管仲、子产，杜则鲍叔、罕虎矣。
^ 《新唐书·魏知古传》：宋璟闻而叹曰：“叔向古遗直，子产古遗爱，兼之者其魏公乎！”
^ 《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八·魏知古传》：御史大夫宋璟闻而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 《旧唐书·高宗本纪》：冬十月戊戌，亲讲武于许、郑之郊，曲赦郑州。遣使祭郑大夫国侨、汉太丘长陈实墓。
^ 《大学衍义补·卷六十二》：唐玄宗天宝七载，诏历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臣按：后世祭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始于此。所谓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说、箕子、微子、比干、齐管夷吾、晏婴、晋羊舌叔向、鲁季孙行父、郑东里子产、燕乐毅、赵蔺相如、楚屈原、汉霍光、萧望之、丙吉、诸葛亮也。
^ 《孔庙诸神考孔庙塑像资料编》
^ 《北史·卷三十六·薛道衡传》：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
^ 《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道衡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年十三，讲《左氏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
^ 《汉书·东方朔传》：上以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尝问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
^ 《后汉书·卷六十四·赵岐传》：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
^ 《晋书·卷六十三·李矩传》：矩令郭诵祷郑子产祠曰：“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使巫扬言：“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将士闻之，皆踊跃争进。乃使诵及督选杨璋等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获铠马甚多，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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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郑国子产的改革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2日 10:32 财经国家周刊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子产

　　文/李炜光

　　你听，街上骂起来了！

　　公元前538年，郑国出大事了。

　　国都新郑，大夫子宽急匆匆来到执政（相国）子产的官邸。告诉他，现在大街上人们都在骂你呢，你听：“子产这家伙，他老爹应该死在马路上，他自己专门害人，像蝎子的尾巴！”“让这样的人来执政，郑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子宽问，执政大人打算怎么办呢？

　　子产听了没动声色，缓缓说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原则问题我不会让步，叫我改弦更张万万不能。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我子产都会坚持到底。执政官说得兴起，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脱口而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子宽却不以为然，直言道：“我看没那么简单吧。这样下去，你们国氏（子产家族）怕是真要亡了。作为一个君子，应该在政治廉洁的基础上制定政令，就是这样，如果出现不佳的结果，也难免被认为是贪财，而现在你却直接以贪财的动机来制定政令，后果又将如何呢？制定政令不以法度为依据，只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你可以凭借权力做到，可是百姓从来都是各有各的想法——他们能遵从你的政令么？”

　　子产听了没再说什么，保持沉默。至少史书写到这便没有下文了。

　　这一年，是子产“作丘赋”的第一年，事件就是因这次改革而引发的。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改革？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人的反对？大夫子宽为何如此不顾情面当面数落子产？这场喊杀叫打的闹剧后来是怎么收场的？《左传》记载了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郑国地盘不大，形势却异常复杂。子产早就有过精辟分析：“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地理上，郑国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如处幽谷，南北受敌，属于受气包型的小国。国内政局也颇为不妙，郑穆公N个儿子，个个都是郑国的大佬，其中先后上台执政的就有7个，相互之间打得昏天黑地。在公元前554年子产执政前的23年中，郑国就发生过5次大的宫廷政变。

　　子产亲身经历或亲手处理过郑国的许多政治事件，他明白，如不经历一场彻底的制度革新，内忧外困的郑国万难应付危局。形势逼人，他执政后即大力推行了一连串的政治、经济改革，项项与郑国的发展前途密切相关。可是改革刚刚起步就很较劲，由于大大地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政策实施遇到强大阻力，有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恶毒咒骂相国，甚至声言要买子产的项上人头。

　　此刻，就连一向颇为自信的子产都不得不回过头来，细细地审视一番这场自己主持的改革。

　　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市场化改革

　　公元前543年，即子产执政的当年，就大力推行“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的政策。所谓“都鄙有章”，就是以城乡有别的制度分而治之；“上下有服”，就是贵族与百姓各守其界，不可妄为；“田有封恤”，是说私人田地各有疆界，修建给排水设施以利耕作。这些措施并非是对西周礼乐等级制的恢复，而是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对社会秩序的重新确定，子产走的是依法度治国的路。

　　公元前538年，子产领导郑国实施了著名的“作丘赋”改革，就是按丘收取军赋的制度，除了井田上的部分收获归国家所有外，私人土地也要征收军赋。春秋时期，由于一些贵族“占田过度”，原来的“公田共耕”的井田制已衰落，私有土地随之出现，从而“贡助彻”之类的赋税制度也就实行不下去了，一些诸侯国被迫在田制、赋税等方面陆续进行改革。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等，其基本特点是不分公田、私田，一律“履亩而税”，因而在客观上带有承认私有土地合法性的含义。

　　郑国的“作丘赋”稍晚于其他诸侯国的改革，但在精神上却是一致的。一方面，子产注意不过分冲击激怒旧贵族，另一方面，对新涌现出来的私田采取比较宽和的政策，使“庐井有伍”，即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居民以“伍”的形式编制起来，允许其正常生产，对其征收赋税。从法理上说，对某事征税，该事也就在客观上拥有了准合法地位。此外，改革还有效扩大了军赋的课征量，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实力，小小的郑国很快拥有了七百乘以上的战车。而从当时土地私有者对新法的态度来看，丘赋的征收量似乎并不很苛重，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税源丰裕的结果。

　　郑国素来以商立国闻名于世。《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子产下令，不许贵族依仗权势强买强卖商人的货物，随意干涉百姓的经商活动，从而给民营商业的发展开了绿灯。他还一反西周以来由官府监督商品价格的做法，坚持实行“市不豫贾”的政策。子产认为，在市场流通中，商品价格的贵贱，不应由政府作预先的规定，而应随行就市，依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的价值由买卖双方自由拟定。这种尊重价值规律、主张商业自由的观点，就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也极有进步价值。由于有政府做“后戳儿”，郑国的富贾巨商经常在各诸侯国间从事经商活动，《韩非子》里讲述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如“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都发生在郑国的大街上。

　　终结秘密法时代，首创依法治国

　　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新兴力量反对旧贵族垄断权力，主张公开有关法律，以维护经商自由、私人财产权利。子产顺应潮流，于公元前536年将修订后的成文法公诸于世，这就是著名的“铸刑鼎”事件。《左传?昭公六年》载：“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此为：“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成文法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根据“周礼”，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律条文具有私密性，不能随意扩散。因为西周及其以前的社会没有成文法，也不需要成文法。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而子产铸刑书后，法与非法的界限清晰可见，国家定刑量罪有了公开的、统一的标准，法律便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所有这些都是与“周礼”相抵触的。由于普通百姓跟贵族享受了同等的权利，旧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从此便被取消了。

　　子产的法制新政遭到了晋国上大夫叔向的非难:“民之有辟，则不忌于上”，“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在回信中说：“吾以救世也！”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种居高临下的“指教”。子产之所以强调铸《刑书》的“救世”作用，是因为改革是一个整体，田制、税制、护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引发出诸多社会矛盾，需要新法提供保护，所以《刑书》绝非一般的刑法，还具有维护和巩固子产新政的价值。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当年郑国大旱，屠击等三大夫奉命祭祀桑山，却伐光山上所有的树木以祈雨。子产闻讯非常愤怒，认为祭山本为涵养林木，三大夫滥伐山林是有罪的，遂下令夺其采邑，把三个家伙的饭碗给端了。

　　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也招致许多不理解新法的人反对。国内的反对派很嚣张，几乎指着国家执政官的鼻子跳脚骂，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子宽大概代表的是旧体制下“国人”和贵族权势者的利益，维护的是已逐渐衰落的原始民主传统。子宽推崇民主本无错，只是缺少“与时俱进”的新思维，要的只是一部分人的民主，而非更多人的民主。他说子产专制，属于乱打棍子，子产有口难辩，只得不辩，保持沉默，拿出政绩给子宽看。

　　广开言路，不毁乡校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乡校，是休闲聚会的公共场所，人们常在这里议论国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国大夫然明以乡校“谤国政”为由，主张毁“乡校”。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呢？让大家在乡校里自由地议论朝政得失是好事啊。乡校是“吾师也”，“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子产的看法是，禁止乡校活动很容易，但这样做必然伤害很多人，就像江河决堤后的结果，无法挽救。那么，就不如开口导流，把人们的批评当作治病的良药，“若之何毁之?”然明听后心服口服。

　　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善治，最重要的是政治清明，广开言路。子产以宽广的胸怀接纳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民众对朝政的批评。人们从改革的实效中体会到改革的好处。至此，大夫子宽怕是早就服了，因为这以后，无论哪种文献都没有记载他对子产有过其他批评言论。社会上，无论权贵还是百姓，大家对子产的看法也从怀疑、指责，转向了信任和称颂。

　　史载，子产执政第一年，坊间传言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仅仅过了三年，人们的态度就改变了。社会上流传的已经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1600多年后，当唐代文学家韩愈读到这段往事，心潮难平，特撰四言古体诗《子产不毁乡校颂》，曰:“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韩先生还表达了遗憾之意：可惜子产生不逢时，他的民主只能用在一个小国里，如果推广到天下，那该多好啊！

　　《论语?公冶长》中记载了孔子对子产的高度赞誉:“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的身上体现着一种难得的古圣贤之遗风。这称颂出自于一个对“废周礼”之事持强烈否定态度的孔老夫子之口，实在是件稀罕事。《史记?郑世家》载:“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他表现出的伟大仁爱精神，是古代贤明博爱的遗风啊！

　　重要的是，百姓也真情歌颂这位相国。据元人撰《贾氏说林》载：“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日‘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韩诗外传》）

　　黄河南岸的新郑市，那里还保留着一座“郑韩故城”，残存有20公里长的古城墙，虽已化为座座黄土高坡，但仍萦绕着强烈的历史感。这里就是子产当年大显身手的地方。新郑市西南17公里处有个陉山村，偏僻的荒野中有一座孤坟，那就是子产墓。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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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1日 01:32 经济观察报

　　马立诚/文

　　英雄出少年

　　《诗经》用了极恐怖的8个字形容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的忽然升到峰巅。形势反复无常，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哪一天完蛋。

　　这个时期大体说来，是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了，又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天惴惴不安。小国之间也是攻伐不断，彼此侵夺，活活是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疯狂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565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公元前583—前522)。

　　子产对他爸爸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有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出现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夹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从此之后，郑国官员对子产都另眼相看了。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而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做到的是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从这两次波折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他评论此事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虽然周谷城乐观了一点，但他高度肯定了子产“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改革使国家安康发展

　　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三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际，还手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

　　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这就好像北京“的哥”开车时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这些郑国父老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条件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

　　为什么然明向子产提出这样的建议呢？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外。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搞下去，郑国就有了依靠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个方面，在子产那里统一起来了。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三十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口出恶言，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会上，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给外国，这就是债务奴隶。这一弊端，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外国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四百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一等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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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

2010-06-03　　作者:何炳棣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编者按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认为,两宋新儒学的产生,是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但是，何炳棣先生却认为，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溶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秦国转弱为强，人们一般都归功于商鞅变法，但事实上，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他说：“完成此篇论文之后，却不由得对墨子及其忠实信徒非讲一两句纯感情的话不可：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四年前，何炳棣先生开始思索这件大事，经过大量考实之后，近日他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一文。5月13日下午，何先生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黄长风讲座上,为300余位清华师生讲解了这篇论文。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主持演讲，林家翘、李学勤和陈来教授分别提出了相关问题。
　　本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即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墨者巨子制始末考辨、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和结论。由于本刊版面所限，只能刊登部分内容。如果读者朋友需要这篇论文，请来电告知，本刊可免费提供。

演讲人：何炳棣　时间：2010年5月13日　地点：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何炳棣　1917年生于天津，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66、1979、1997年分别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1975—1976年荣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会首位亚裔会长，也是20世纪唯一的华裔会长。1965—1987年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是任该职位的首位华裔史家。他长期研撰中国史，成就卓著。最近十多年，他研撰重心转到先秦思想史上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主持人语　杨振宁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请到何炳棣教授给我们做一场学术报告，这是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黄长风是当代实验物理学家，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在法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欧洲做了很多年工作。他一生非常严谨，没有结过婚，他的遗产差不多有一千万美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他捐给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以，使我们今天能够设立黄长风讲座。
　　何先生是抗战以前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当年和今天在座的林家翘教授是同学。在抗战时期，何教授在西南联大。比我大五岁多，所以那时不太认识他。第一次看到何教授，是我们获得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去美国留学在昆明到美国的途中。很多年以后，九十年代在台湾的一个会场，我和他都坐在台上，当我介绍到何教授时说：何教授和我是同时考取了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前几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到了我的考分是68分多，何先生是73分多。这时，何教授便站起来说：不错，我比他高六分（笑声）。大家注意，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理科生考个九十几分并不困难，但文科生要考到七十多分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总分能够比我高了将近六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事后何先生解释，他的考分是78分多，名列清华大学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第一名。）
　　后来，何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得到了博士学位，接着在大学做了讲座教授。今天，他被公认为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世界第一人。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从明清人口、经济、社会史开始，后来又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近年来又涉猎到先秦的思想和制度历史。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把何先生请回到他的母校，来做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谢谢！
　　开场白　解放前，说到清华精神，林家翘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在清华大学对我说的，而是在1965年芝加哥大学请他作一个星期的访问，他刚到，我们就在郭晓岚（1912年—2006年，美籍华人，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世界著名气象学家，大气动力学的一代宗师）家里相聚，一见面，林教授就说：“我们又有几年没见了，不管搞哪一行，要紧的是千万不要搞第二等题目——这就是清华的精神！”是的，我们不仅要有第一等的考试成绩，还要搞第一等的题目。
　　这是开头的话，现在言归正题。
　　两千年来，人们将秦国转弱为强都归功于商鞅变法，连荀子也持这样的看法——《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
　　事实上，泰国图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笔者通过史料解读和论证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生献公。”前415年灵公卒，庶长等专权，不立献公而立其叔祖简公。于是年仅九岁的献公即被流放于东邻魏国。
　　为了较充分了解献公图强的决心，有必要蠡测其青少年时代及即位初期所饱受的一系列心灵上的创伤和感情上的震撼。他十六岁（公元前408年）即开始蒙受莫大的国耻与国难——祖国国防上最险要的地区竟变成魏国的西河郡。另方面，他流亡几近三十年间，目睹魏国变法的成就，这对他精神上既不无启发，更多所刺激。
　　但是，他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公元前381年）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

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
　　献公上任第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夺回河西地。
　　这段黄河东边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边陕西境内的洛水和渭水下游平原是有待嬴秦充分开发的宝藏。这些河流及其众多支流都汇集此区，注入龙门、潼关之间的黄河。所以无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都是秦魏必争之地。
　　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长期流水的侵蚀把表层的黄土堆积切割成沟壑原梁纵横破碎的地貌，而如此复杂的地貌正是刺激战国初期攻守战术和武器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河西战争史事表，魏国在公元前419—408年这十一年间，攻占秦河西地的战略完全成功。开头经过三年的拉锯战已初步完成少梁要塞的工程。随即居高临下沿着黄河南进。读到《史记》魏“围繁庞，出其民”即可体会出这两短句不啻是司马迁大写意笔法描绘的一幅攀城蚁附浴血肉搏的图画。
　　魏军攻占合阳之后，即转而麾师西南，进入洛水下游行将注入渭水的平原地带。这地带川流异常曲折，港汊纵横，激战之后双方都需要选择地点高垒深堑。魏一度进军深入渭水以南的郑（今陕西华县境内），然后自动撤回到渭北建筑新根据地合阳和洛阴。弱势的秦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和南：“堑洛，城重泉。”《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应在今大荔县境内，距今西安市东缘仅仅一百二三十公里了。可见魏占领下的全部河西地已如一把利剑直指秦国的心腹了。
　　古今学人几无不同意现存《墨子》书尾《备城门》等十一篇最为难读，这是由于历代重文轻武，更由于原书有关城守诸篇部份原简在汉代遗失和错置。经过半个世纪中西学者的注、译和考诠，这些篇章里的错字、专词、术语和内容大致已能通读；读后大有助于加深了解秦魏河西战争在军事及政制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墨者对增强秦国攻防战术的贡献。
　　读了《墨子》最后这十一篇再重温《史记》，就会联想到选择地点修筑一座要塞城所需空中、地面、道路、桥梁、水面、地穴全方位所需军事工程技术及规模之艰巨和交战时动用机械与大小兵器种型之可观。坚而且厚的要塞主城城墙的顶部之内必须筑有利于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女垣。”主城四隅尚须筑有更高的“望楼”和与主城配合向敌人交叉侧射的若干“行城”和“杂城，”更无论外围的濠池、吊桥和木栅等屏障了。
　　《备城门》开宗明义，禽滑厘请教墨子如何抵御攻城的十二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大体而言，“临”是攻者在城外：“积土为高，以临我城，”也指敌人所用高达数层楼的撞城车。“堙”也是积土为坡，主要似为填塞壕池。“钩”是钩引兵士上城的大钩梯。“冲”是从侧面攻城的“冲车。”云“梯”易懂，无须再释。“轒辒”据《通典》卷一六○《兵十三》是“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辒车。”“轩车”大概也是有掩盖的大车。“水”指灌水淹城。“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但“穴”和“突”原文残阙，“穴”或“火”之误，“突”部份的音义是敌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时，守者以“突门”防堵，并施烟熏。“空洞”是挖地道，叶山绘有墨家地道内通烟管道示意图，并有利用鼓风设备通过管道烧艾烟熏敌人的简述。“蚁附（傅）”源自《孙子》，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墙的行动和搏斗。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墨家所发明和改进的军事机械虽无法一一详考，但其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投石机的构造保存于《墨子》本书、《通典》和《武经备要》诸书。其威力之大，射程之远，命中率之高，部分地反映于它摔背（“夫”）长度的——30至35尺之间。这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战国时期形势图

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军事方面
　　献公之前的半个世纪，秦弱魏强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就疆域、人口、资源而论，秦本有足够的潜力演变成为一等军事强国，关键在有英明的君主领导改革。
　　根据笔者的多边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从墨者甄选。
　　秦制城防最高长官“守”之下，还有由墨者充任的“尉”。《墨子·备城门》篇说明“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旗帜。各种城防士卒，包括童子及女子，都依照“青、赤、黄、白、黑”五色旗帜各守岗位。敌人攻城由远而近时，亭尉手执大旗，有如近代童子军领队之“打旗语”，并鼓声，指挥部队的行动。夜间只好用火。此外还有门尉，责任是执行极严格的监守城门、防谍杜奸的规令，白昼必须亲自巡察三次，夜间巡察一次。尉的主要责任虽是防谍杜奸，严格执行罪罚，还有训练基层吏员及士卒射弩技术的责任。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重室子”（贵家子弟）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是严加看守。敌军来攻时，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楼上作侦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斩”。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
　　此外，秦国当局自始即极力汲取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也是可以肯定的。总而语之，墨者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户籍与连坐
　　传统和近代中外学人研究古代中国以军统政的地缘组织的起源，每多上溯到齐桓公（在位，前685—643年）时管仲的创举和公元前543年郑国子产的改革。事实上齐、郑的改革都不能认为是秦制的先例。
　　管仲军政统一原则下行政单位的划分，事实上仅限于分属于桓公及国子、高子二上卿直辖的“乡”区。全国分成二十一乡之后，其中六个工商之乡与兵役无关，只有十五个“士乡”才分别由桓公和国子、高子二上卿统帅。即便在全国有限的“乡”区之内，国君都不能享有统一指挥的权力；而且维系这十五士乡人员的力量还是大部要靠旧家族的感情纽带。这种依然联系到宗法亲属关系的问题说明齐管仲的改革决不会是秦献公全国统一性户籍编制的历史前例。
　　近代国际汉学界研究古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二个误解，是以为公元前543年郑子产法令中“庐井有伍”,就是全国性以军统政户籍制度的创立。为审慎计，有必要将《左传》原文及十九世纪理雅各（JamesLegge）英译征引如下：
　　《左传·襄三十年》：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
　　Legge译文：
　　Tsze-Ch'an made the central citie s and border lands of the State be exactly defined,and enjoined on the high and inferior officers to w ear[o n ly ]th e ir d istin ctiv e ro b e s.T h e fie ld s w ere all m arked out by their banks and ditches.The houses and tsing (井) were divided in to fives,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英译是根据杜预的诠释，文字非常清楚明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充分汲取《左传》权威、伯父杨树达的淹博精深，往往能做出比较正确的注释。他特别指出“都鄙有章”不过是都邑和鄙野应保持传统的区别，并不意味这两种不同地区都需要精确丈量后划定（exactlydefined）。“上下有服”的“服”不是指服装，而是指职守。
　　最重要的是“庐井有伍”的“伍”应是“赋”的借字，是纳赋税之意，而不是户籍中由五家构成的基本单位。杜预注：“使五家相保”更会引起古今读者的误会，以为是五家连坐法的初现。上世纪前半叶，童书业根据顾颉刚早期课堂笔记而撰的《春秋史》，更把“庐井有伍”释为“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的滥觞。至于“庐井有伍”的“庐”字，《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庐，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则去。”庐井一词尚具井田古制遗义，怎能是全国性军政合一的户籍制度中五家构成的基本单位呢？
　　为探求关键词“伍”的真义，只靠古今诸家注释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子产颁布“庐井有伍”背后的政治实况和理念。幸而《左传》襄廿九及卅年的叙事是根据最原始的《郑书》（当时郑国的史籍），复杂繁琐之中每有耐人寻味的话语。简而言之，子产是在内外危机重重、几乎无法形成一个能勉强运作的政权的情况下，强行被命为执政的。他背后的全力支持者是无私让贤的罕氏族长正卿子皮。当“郑子皮授子产政”时，子产坚辞，因为深深了解“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秋间受命执政初期，在答复子大叔（美秀而文的游吉，廿一年后继子产执政为正卿）问难的谈话中，子产毫无虚伪地征引《郑书》中的谚语：“安定国家，必大焉先。”意思是欲求国家的安定，必须先使世卿巨室安心。这个坦诚露骨谈话的时间大概是在前543年秋八月，《左传》紧接此项谈话的纪事就是子产颁布的“使都鄙有章，……庐井有伍”的法令了。如果这串法令的颁布不会晚到年底的话，他从执政之初到颁布一系列法令只有三几个月的时间。试问，在这样匆迫的时间之内，更在施政必须先姑息大族巨室原则之下，“庐井有伍”怎会是户籍制度革命的首发巨炮呢？
　　事实上，细读国人对子产法令的反应也会得到同样的论断。《左传·襄公三十年》：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
　　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杨伯峻训“伍”为“赋”之借字，是根据《吕氏春秋·乐成》篇“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杨注极是，因初征此税之时，国人不无疑惧，勉强从命，三年以后，田畴因封洫水利而增值，子弟乡校教育也得到改善，所以由怀疑转而歌诵；处处反映乡里聚落秩序依旧，决未曾有过强迫执行户籍制度革命性基层组织单位改革的痕迹。五年后（昭公四年，前538年）“郑子产作丘赋”是进一步征军赋，其性质大体与前此鲁、楚等国之用心相似，征赋主要是为改良扩充多种武器的质量，都不是从事军政合一户籍制度革命的先例。
　　秦国变法成功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的革新。传统及近代中外学人几无不归功（或归罪）于商鞅。其立论的文献根据不外：
　　（1）《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
　　（2）《韩非子·定法》：“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
　　（3）《淮南子·泰族训》：“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
　　（4）《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献公……十年（公元前375）为户籍相伍。”
　　（5）《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六年（前356）“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伺）连坐。”
　　本文以下所论与前此诸说不同之处在指出连坐法禁渊源甚古，“连什伍而同其罪”则始于献公，而且俱深受墨者影响。为简捷计，先论连坐。
　　墨子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尚同”。笔者十余年前发现《尚同》的篇名，实际上是《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一语最忠实巧妙的简化。此语乍读之下似不足为奇，但具有纠正春秋“政多出门”历史积弊的深意。为适应战国初期列国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情势，墨子就把这句名言引伸利用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政体理论与实践的张本。《尚同》理论的出发点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会里，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见，“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欲使政治及社会上轨道，惟有人民自乡里而上，层层都服从各级的“政长”，最后所有各级的人民和政长都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政体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天子是上天为人民福利而选择出来的。《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现“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下篇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这显然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
　　笔者无意深究墨子“政原论”逻辑上有欠圆通，但有必要考辨何以“尚同”模式的政体在国史上首度出现于秦献、孝之世。案：墨子为实现他所憧憬的一元化政制，订下一条指令性的原则：“上同而不下比。”上同之义无须再释，“不下比”的意思是，下边的百姓不准比周勾结，对当地的政治情况有所隐匿。换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赏善惩恶，顺利推行政体的运作。
　　《尚同·中》：“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我们必须秉公指出，墨子的手段虽不无类似近现代独裁特务统治之处，但他的居心是善良的、反侵略的，试求改善人民生计的。
　　最堪注意的是《尚同·下》征引已佚《大〈泰〉誓》——武王伐纣师渡孟津的誓言——：“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清代江声的解释：“发，谓发觉也。钧，同也。言知奸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发觉，则其罪与彼奸巧者同。”这就是“连坐”。再《尚书·汤誓》：“尔不从誓言，予则弩戮汝，罔有攸赦。”郑玄注：“大罪不止其身，又弩戮其子孙。”同篇中武王历数纣的罪行内有“罪人以族”，可见殷代已有“连坐”《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二十年（公元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三族指父母、妻子、同产（兄弟）。可见早于商鞅四百年秦国已有连坐法了。
　　献公即位之初，百废待举，抵御外侮，莫先于巩固城防；巩固城防，莫先于征募墨者。墨者自始即发现，“上同而不下比”的政治理念和手段，几乎无一不与献公的图强愿望与步骤同轨合拍。献公难忘回国过关的危难，城防立法之初，宁失之过严，勿失之过疏，所以本文上节所引《墨子·号令》篇围城禁令是很极端的规定，在平常的情况，同伍连坐之罪有一定的范围，伍人检举也非漫无限制。无论如何“相牧司连坐”决非始自商鞅是可以肯定的。
　　《史记》之《秦纪》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必须与《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一起诠释。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什和伍这两个户籍上最低层统计单位的特点。如本节上引《国语·齐语》所载管仲在全国十五个“士乡”编制军队的各种单位是始由五家组成的“轨”，也就是伍，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根本不提什这个单位。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不是最小的单位，也就不宜作为全部统计的基数。事实上，什的单位是存在的。《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同书《禁藏》和《度地》等篇也都提到什伍之制。至于什作为组织单位的特殊功能，《尉缭子·伍制令》有很好的说明：
　　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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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整军图强防谍杜奸，献公户籍改革之初即定下什伍之制。这不是全凭揣想，而是有幸《墨子》书中保存了原始第一性的记录。《备城门》：“城上十人一什长”；《迎敌祠》：“司马视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经过笔者多方考证，《迎敌祠》所言皆献公早期事，《备城门》甚至言及征募墨者之初，主客双方必要的考虑，大有助于了解秦墨早期的活动，其史料价值之高远在《史记》三言两语式叙事之上。
　　至于什伍所辖士兵的种型和原来的身份，《备城门》篇中两条“示范性”的规律都有说明。“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或应作上）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围（御）。”如果敌人大举进攻，无论师众多少，只能分四路进攻，届时守城兵士不过“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可见户籍是兵农不分军民合一的。什伍战时与平时的成员可能不完全符合，但二者间必有密切的联系。从《韩非子》和《史记》相关词语及注释揣测，什伍之制应该自始即逐步推行于全国的，其最初主要动机是为防止人民违法犯禁的，防止人民犯禁最适宜的组织单位是什伍，而防止犯法的工作平时较战时更为根本。所以《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的综述相当正确，唯一需要纠正的是什伍和连坐不始于商鞅，而始于十九年前的献公。这应该是合理的论断。
　　由于秦简中尚未发现户籍原件，其具体形式尚无法确知。但张金光在其廿余年心血结晶的《秦制研究》对秦户籍特色及其主要意义有扼要的解说和评估：
　　……秦户籍为户，役册合编，户籍同时是应役者的徭役档案。此制为汉及后世所承。……秦户籍，就其内容而言，为综合体式，详于籍注，……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秦所开创之户籍实为人籍之综合百科人事档，是国与家最为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为国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编籍与“相伍（即编户）”相为表里，相互为用。户籍组织与社会行政编组是统一的，以县系乡，以乡系里，以里系伍，以伍系术户，以户系口。这便构成了以秦户籍为纲的一条完整的系术绳索。
　　从社会及政治观点，献公的户籍改革既彻底扫除传统乡遂国野的区分，又奠下走向统一集权国家的通衢大道。
　　参与初步推广县制
　　秦为增强新征服的边区冲要之地设县，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穆公以后，《史记》之《秦本纪》及《六国年表》仅记有厉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县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及惠公十年（前390年）县陕（今河南三门峡西）。献公朝〈秦本纪〉只记有二年（前383年）“城栎阳”,但因《集解》引徐广“徙都”之说，引起不少近代学人误会。实际上献公决心设置具有国防意义的县，始于即位后的第六年（前379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再五年后才“县栎阳”。
　　近年考古发掘证明即使筑成重要国防和经济基地的县以后，栎阳城垣面积和建筑规模还是远远不能与都城雍和未来的都城咸阳相比。按常理推测，当献公决意兴建一系列的县以为军事根据地时，必有墨者精英及军事工程技术专家参与筹划及领导。
　　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
　　另外，尚须推测评估墨者对献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实践方面的影响。
　　自宗师墨翟始，散于列国的弟子以专长论可分为三派：“论辩”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从事”者制器守卫。“从事”派的墨者固为献公所急需，然“论辩”、“说书”之杰出者亦决不会错过赴秦入仕的黄金机会。另方面“从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师的中心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原则、方法和步骤。饱经沧桑的献公深明富国强兵有赖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行发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废除殉葬旧俗，七年“初行为市”，十年即“为户籍相伍”。恰巧臣民之间只有外来的墨者，除技术专长外，还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则与方法。唯有墨者才能背诵“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的历史教训。笔者相信献公之所以自始即决心迈向政制一元化的崭新大道是与墨者一再阐发《尚同》精义分不开的。此项推论的合理性，反射于一个多世纪后荀子的视察和评估之中。
　　《荀子·疆国》：
　　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范睢于公元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前255年。荀子亲自观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风民俗，岂不是百年后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实现的最权威的见证吗？荀子这著名的论断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胜”的“四”应改为“五”，因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献公才符合本文考证的结果。总之，从上述重建多方面史实反思，献公朝确是转弱为强的枢纽，而促成这种演变的核心力量却是来自仕秦的墨者。

清刻本《墨子》中有关军事辩证思想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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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明刻本）

结　论

　　“大事因缘”的“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秦墨的命运

　　两千多年来哲学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墨子学派何以从显学倏忽衰微沦为绝学。二十世纪前半论者有胡适、梁启超、钱穆、方授楚、陈柱、郭沫若诸家，但“在解释墨学衰微问题上，言之成理的说法少，似是而非的议论则太多，这反而防碍对真正原因的把握。”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简要的析论：
　　（1）墨子理想过高，难为常人接受
　　《庄子·天下》篇所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2）时代巨变不利于墨学及墨者
　　当秦献公征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笃信兼爱非攻的墨者乐意效忠的对象。但经过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大凯旋后，秦迅即变成最强的军事侵略国。这一基本事实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断所有墨者社团发展的机会。
　　（3）献公与墨者的特殊因缘
　　笔者曾屡度提到墨者的种种专长恰恰迎合献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结论之际，再度反思，深觉二者之间的关系堪称是特殊因缘。之所以特殊是：建立关系之初双方都觉得一切同轨合拍，欢同鱼水；双方都不能预料局势发展下去会只对秦国有利而对墨者极端不利。
　　这是因为战国期间主要国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种专长被分配到官僚机构中的不同部门，事功虽有册籍可稽，姓名则匿而不彰。墨者的种种技能和专长既经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来越“边缘化”了。秦墨最无法抗拒的是统一集权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荡，不能也不容逃脱。事实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后业已完全消融于此洪流了。从理论及事实观点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诗书百家之禁，墨者已经完全消声敛迹湮没无闻了。
　　由于墨学衰微，墨者无闻已久，司马迁撰《史记》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于《孟子荀卿列传》之尾：“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然而他的《六国年表》序秦获“天助”说还值得我们玩味。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首先，“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一语，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于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后”两字，事实上等于默认献公对变法图强已经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后世读史者往往会遇到这类传统论史的表达方式的。再则通过本文的多方考证，史迁所讲的“天之助”无疑应该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归之于特殊因缘了。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师对冯友兰师《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三，特别提出两项论断：
　　1.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2.略阐由佛引起儒释道三教混融之后，转而反溯：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术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术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陈师两项论断皆有商榷余地。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固然是我国近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
　　至于陈师第二项论断——二千年来，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之不尽符合史实，显然是由于他在冯著审查报告中近乎炫耀的自嘲：“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国史上对传统政制之本质及其运作了解最深刻的当推汉宣帝和毛泽东。
　　《汉书·元帝纪》：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写于1973 年8 月5 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最后，“大事因缘”的“因”和“缘”尚需解释。“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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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问答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杨振宁：何先生讨论了很多的史学的问题，我是外行，有听不懂的地方。但是，从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谨。何先生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境界如此之高远、思想如此之活跃，极其有挑战性，这是我们很钦佩的。
　　林家翘：墨子是不是被时代冤枉了？
　　何炳棣：墨子不仅被过去的时代冤枉了，而且也被现代冤枉了。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墨子的，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实践家，他的人品极其高尚，摩顶放踵，我非常钦佩他的那种救世济国、杀身成仁的精神。
　　李学勤：我们在整理秦简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参考学习墨子的著作和《商君书·靳令篇》时，感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前很多年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那么多相似的特点？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觉得墨家和法家差别很大，而且有很多相反的地方。所以，今天何先生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大课，使我明白了在秦简中墨者和《商君书·靳令篇》为什么会互相配合起来。何先生讲得非常有道理，特别是将秦墨史视为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悲剧。
　　那么，我请问何先生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可能？何先生将来从秦墨史的影响，转变到商鞅变法的影响，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给我们再深入地探讨一下？
　　何炳棣：本文所论墨者与献公的密切关系，不就是已经修正了两千年来认为秦国由弱致强归于商鞅变法吗？
　　陈来：十年不见了，何先生看上去还是老当益壮，宝刀不老，声若洪钟，刚才杨先生说：何先生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这是与他一直做第一流的题目是联系在一起的。
　　何炳棣：1932年，我15岁，南开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还没有念完，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了。1934年考上了清华，第一次月考，我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误解有关埃及及宗教试题的措辞重点，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得91分，对我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姚的话完全是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纯友善的。可是，我心里就很难受，心想：何以如此用功而不能获得应有的报酬，看来读书思维习惯如不认真改善，将来怎能应付全国竞争的留美或留英考试。所以我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练意志的对象。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学期平均得“E”（Excellent，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学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获“E+”，创了纪录，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这是传奇，还没有人能考过他的。”追忆这件琐事绝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不讳的招供——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战”式自我磨练的原则。
　　陈来：何先生总是如此的苦干、实干，把做第一流的学术成就视为生命，同时何先生也付出超一流的努力，所以才能成功。中国历史真正最大的事是秦制的建立以及对后世影响，这一点我很赞成。我认为，听了您的讲座有一个想法，秦制的建立是否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
　　何炳棣：是的，我很苦，做学问是件非常苦的事情，现在我的手和肩膀都是麻的，我的夫人几年前过世了，我们曾享有65年半的婚姻，我们是同班同学，一个家庭没有女人不成其为家。
　　我只能极简单地回答您的问题。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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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吉（？－前506年），姬姓，游氏，名吉，字子太叔（一作子大叔），中国春秋时期郑国的为政。郑穆公的曾孙、公子偃的孙子、子蟜的儿子。历事郑简公、郑定公。
其兄游眅被废后为卿。善于辞令，多次出使楚国、晋国。辅佐子产执政。前522年，继任子产为政。尽杀崔苻之泽的群盗。他曾经阐述礼和仪的区别，认为礼是天地经纬、上下纲纪的准则。前506年，游吉去世，驷歂执政。

参考文献

《左传》襄公、昭公、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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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为相数十年，他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执政期间在政治上颇多建树。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子产是郑穆公之孙，贵族子国之子。编辑摘要

子产

子产 - 人物简介

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为相数十年，他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执政期间在政治上颇多建树。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子产是郑穆公之孙，贵族子国之子。

子产 - 生平概述

据记载，子产出生于郑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子国是郑穆公的儿子。子产少时就很聪明，有很成熟的政治见解。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郑人立子产为卿。执政二十三年。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卒。《贾氏说林》载：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

孔子听说后，曰：“古之遗爱也。”现有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南17公里陉山顶上，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50米。据《新郑县志》载：“子产墓累石为方坟，东有庙”。1987年3月4日，郑州市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子产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是：“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从政后，在郑国进行了内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等。接着，他又用200多斤铁铸造了一只鼎，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鼎。子产推行法治，宽猛相济，安抚百姓，抑制强宗，保持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对外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维护了郑国的利益，使郑国免遭兵革之祸。子产“知人善用，择其能者而使之”，为政数十年，政绩显赫。《左传》
：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长期不令而治。

子产的思想接近于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子产具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强调人事，但也不否认鬼神。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人道则不能不察。他还提出了人性观念，认为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探讨人性问题的开端。

子产 - 出生背景

春秋初年，郑国的武公和庄公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特别是郑庄公打败北方的山戎，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主心骨，被后人称为“春秋初霸”。庄公治理郑国43年，

郑穆公生十三子，其后子孙从父字为氏。在春秋时就开始有游氏了，后公孙侨，字子产为政，为诸氏立庙，谓之七穆之庙，上杭游氏，即穆公第八子公子偃，字子游为肇姓始祖，游氏家庙由此而立。使郑国达到极盛，疆域南到栎邑（今禹州市），东建启封（今开封），北跨黄河与卫、晋交错，西控虎牢关。但庄公死后，郑国很快陷入内乱，先是权臣祭仲赶走太子忽，立公子突为国君，是为郑厉公。不过厉公不甘心做傀儡，奋起抗争，失败后逃往国外，从此寻求国外势力帮助连年对郑用兵。此后，祭仲又扶太子忽重新登位，两年后太子忽却又被另一权臣杀害。祭仲先后又立了两位国君，而流亡的郑厉公最后终于打了回来，杀死国君复辟成功。这样，二十年的时间内，郑国六易其主，国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而此后郑国的权力，仍被一些大家族执掌。

此时，齐、晋、秦、楚诸国逐渐强大起来，地处各国之间的郑国就处在了火力交叉点上。各国争霸，使郑国兵连祸结，灾难深重。

而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郑国的大家族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愈演愈烈，闹得郑国鸡犬不宁。“食指大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这一事件，也标志着郑国已经陷入内乱的深渊，难以解困。所谓“时势造英雄”，在郑国经历150多年的停滞和衰败后，子产应运而生，挺身支撑危局。

子产 - 生卒年考

子产

子产的生年不详。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65
年，子国、子耳侵蔡。蔡是楚的与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此事说：“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说那样。子产当时还是童年，他的父亲子国一听到这话，就斥责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按古代15
岁到19 岁之间都是童年，我们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那么，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4
年，即郑成公元年。
子产的卒年，《左传》与《史记》记载也有出入。据《史记·郑世家》说，子产于声公五年卒，《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传》，子产自简公十二年为卿（公元前554
年，鲁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执政（公元前543 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
年，鲁昭公二十年），共计前后三十二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列传》所云，相差不多。倘照声公五年（公元前496
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传》与《郑世家》比较，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而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执政驷颛卒。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了。故《左传》以子产于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确的。这样，子产生于公元前584
年，卒于前522 年，享年六十二岁。

子产 - 史书记载

原文及注释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①。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②。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③，斑白不提挈④，僮子不犁畔⑤。二年，市不豫贾⑥。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⑦。五年，士无尺籍⑧，丧期不令而治⑨。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①列大夫：居大夫之列。②按：此段所言与卷四十二《郑世家》内容有出入。《郑世家》记子产是郑成功的小儿子，曾先后事简公、定公、声公，并无任郑昭君国相的记载。
③竖子：鄙贱他人的称呼，犹“小子”。此指游手好闲和浪荡子。戏狎：轻浮嬉戏。 ④斑白：鬓发花白，此借指老人。提挈：提着东西。挈，提。
⑤僮子：儿童。犁畔：在田边耕种，指干农活。 ⑥不豫贾：不预先抬高物价，到交易时买卖双方公平议价。豫，同“预”。贾，同“价”。⑦田器：种田的农具。
⑧无尺籍：没有战功。汉制，把杀敌斩首的功劳记录在一尺长的竹板上，称“尺籍”。此句是说男子不必再当兵出征。 ⑨治：此指办丧事。

译文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君在位时，曾任用自己宠信的徐挚做国相，国政昏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些情况告诉郑昭君，昭君就改任子产为国相。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

子产 - 古今评林

子产

孔子(左传，论语，礼记，家语)
羊舌肸(左传)
晋平公(左传)
椒举(左传)
晏婴(左传)
子贡(见后汉书陈宠传注)

孟子
荀子
吕氏春秋
列子
韩非子
尸子
庄子
司马迁(史记)
孔丛子

刘向(说苑，战国策)
韩婴(韩诗外传)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论，陈宠传)
后魏书(任城王澄传)
刘勰(文心雕龙)

旧唐书(高宗祭国侨墓，徐彦伯传，薛登传)
司马贞(史记索隐)
韩愈(韩集)
苏轼(苏集)
苏辙(栾城集)

张栻(南轩论语解)
吕祖谦(春秋左传说)
胡寅(四书大全)
吴棫(四书集注)
朱熹(四书集注)
蔡元定(四书集注)

真德秀(读书乙记)
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
徐儆弦(四书本义汇参)
王源(文章练要)
薛瑄(读书录)

孙执升(读左补义)
王肯堂(绍闻篇)
唐锡周(左传管窥)
吕留良(四书讲义)
魏禧(左传经世编)

马骕(绎史及左传事纬)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
冯李华(春秋左绣)
姜炳璋(读左补义)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张星徽(左传管窥)
魏源(古微堂内集)
方培浚(毅斋文集)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及中国法理学发达史)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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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楼发表于: 2012-11-11

子产执政以前

　　子产，郑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他的家族就是“七穆”之一，即所谓“国氏”。公子之子称公孙，故他又叫做公孙侨。以父为字，故又叫做国侨。

　　子产的生年不详。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子国、子耳侵蔡。蔡是楚的与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此事说：“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说那样。子产当时还是童年，他的父亲子国一听到这话，就斥责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按古代15岁到19岁之间都是童年，我们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那么，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4年，即郑成公元年。

　　子产的卒年，《左传》与《史记》记载也有出入。据《史记·郑世家》说，子产于声公五年卒，《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传》，子产自简公十二年为卿（公元前554年，鲁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执政（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共计前后三十二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列传》所云，相差不多。倘照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传》与《郑世家》比较，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而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执政驷颛卒。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了。故《左传》以子产于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确的。这样，子产生于公元前584年，卒于前522年，享年六十二岁。

　　关于子产的少年时代，我们今日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既然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公孙，必定从小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这在他所论侵蔡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还是“童子”，就已有这样的政治见识了。他办理外交时，引用诗礼，非常得体，既可见他的智慧学识，又充分显示他的才华。

　　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63年），正值子驷当国，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子驷被暴徒杀死了，子产的父亲子国也牺牲了。当时子产大约二十二岁，他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他帮助了在子驷以后当国的子孔，平定了乱事。

　　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

　　是年，国人又杀死子孔。子展继位当国。子产为卿，开始了从政的生活，但他尚未插手于内政，而做了几件漂亮的外交活动。

　　简公十五年（公元前551年），晋国以盟主的身分命郑往晋朝聘。晋平公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简公）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指晋侯）。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郑国自称），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骋，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元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

　　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①这番话的前段历叙自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友好的关系，虽然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后段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大意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如果不怜恤小国的祸患，实际上是为了他项问题——如货贿，口头上却说是征朝，那么，小国负担不起剥削，就要变成仇雠，这是小国感到忧虑的事情。晋侯听了子产这番话之后，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郑简公十七年（公元前549年），子产寄信给晋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也是一篇著名的有声有色的外交文件。原信说：子（指范宣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德也夫！宣子得信后，便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

　　这时，因为吴的强盛，在今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吴楚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晋在中间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楚自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同时为晋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展、子产帅师入陈。陈败。陈侯只好穿着丧服，怀抱社主，群众男女也分别系着绳子，作为俘虏，去欢迎郑国的军队，陈几乎灭亡。这次郑的入陈，原是为了讨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报捷。晋人间子产“何故侵小？”这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也反问说：“今大国多数圻矣（意为土地不断扩大），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也不是只凭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进退。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为了替许报仇，起兵讨伐郑国。郑人准备抵抗。子产却说：“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意即贪功一来），不如使逞而归（逞，快也），乃易成也。”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师来到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回。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

　　郑简公二十年（公元前547年），这一年由宋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大会。这次大会参加的，有齐、秦、晋、楚、鲁、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内部都发生“公室卑弱，大夫专政”的现象。长期的争霸战争，互相砍杀，弄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民生凋敝已极。小国固然受害最深，大国也弄得精疲力竭。楚国虽无大夫专政的局面，但是吴在边境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上的扰乱也使它穷于应付。因此，当时诸侯各国都有休兵停战的共同要求。大会期间虽然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间发生一点矛盾，但是大会之后，晋楚两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竟维持和平达四十年之久（自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晋赵武自宋参加弭兵之会以后，经过郑国。郑简公亲自举行宴会，欢迎赵武。赵武有意试探一下郑国的态度，请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印段、公孙段赋诗。最后子产赋《隰桑》之诗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说：“武请受其卒章。”①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互相赠答。他对子产说：“郑难将至，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②。他已预料到子产将执政了。郑裨谌也对子产寄托很大的希望。

　　次年（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见到晋叔向。叔向问到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驷带（驷氏）率国人讨伐伯有。子产说：“兄弟如及此，吾从天所与。”他依然没有左右袒。伯有死后，他枕股而哭之，并且以礼把伯有的尸体埋葬了。驷氏的人要打子产。子皮劝止他们，说：“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③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但是他保荐子产执政。子产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子皮竭力支持他，终于接受了执政④。子皮是属于罕氏强族，他没有参与驷良之间的斗争。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子皮的支持。因此子皮死时，他不禁失声而哭，说：“我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产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还在子产年轻时，有一次他问然明“为政”。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很同意他的见解，并去告诉子太叔。子太叔就是子产执政以后的继承者①。

　　又有一次，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回答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②这话比然明所说，似乎要更稳重些。后来子产执政，他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按照他的这个言论去做的。

　　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从陈结盟回来，他对郑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米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③。这种情形，与子产自谓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无何不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③《左传》，襄公三十年。

　　④《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左传》，襄公三十年。

　　同，虽然陈当时确比郑要弱小得多。由子产对陈的评论看来，他是有意维护公室的权力，而反对私家贵族的“政多门”的现象。

　　在子产刚执政前，驷良方争，他并不左右袒。这可能是他自己感到政治力量还不稳固的缘故。在“七穆”的强族中，以驷良两族最为强横。后来，良氏被驷氏赶出国外，不久又被杀死了，从此驷氏独强。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公孙楚（游氏）与公孙黑（驷氏）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斗争，公孙黑表现得更加横蛮。子产反而把公孙楚放逐出国。董隧之盟，罕虎等六族私盟，公孙黑知道了，硬要参加。子产也不加讨罪。这样过了一年，公孙黑将作乱，其族人和诸大夫都反对他。子产乘机把公孙黑处死。驷氏强族才稍衰。

　　其次，丰氏罕氏也很强大。子展、子皮即属罕氏，是子产执政的支持者。子产执政不久，丰卷要求田猎一次以便获取新鲜禽兽作为祭祀品。子产说：“唯君用鲜，众给而已”，没有答应。丰卷便准备动武，赶走子产。子皮又支持子产，丰卷反而被迫逃奔晋国。子产把丰卷的田里全部保存起来。三年后，丰卷回国，子产又把田里，包括三年内田里的收入，归还给丰氏。由此可见子产对贵族的曲意回护了。西周时土地本是王有的，但是贵族既然可以长期占有，实际上也就等于私有了。此由丰卷的田里一例可以看出。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公孙段相郑伯骋晋，晋平公很喜欢他，把州的一块土地赐给公孙段。但是这块土地（在晋郑交界之处）已经历过多次主人，韩宣子、范宣子、赵文子三家又争着要它。所以公孙段一死，子产劝公孙段的儿子丰施把这块土地归还晋国。丰施已同意了。当时晋韩宣子执政，子产对韩宣子说：“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这就是土地只能占有的例子。当然，如果这块土地原是郑国的土地，那么丰施继承其父是理所当然的。

　　自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之间保持和平。子产是比较亲晋的，他为卿时就曾数次骋晋。由于他的外交辞令和利用周礼，他在朝骋和轻币等问题上，都给郑国争得光彩。执政以后，他也几次赴骋，可以算是礼仪性的。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相郑赴会。鲁、周、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也都参加了。这却是一次重大的会盟。在开会前一日（七月癸酉）先举行朝晋礼。子产命外仆（官名）速张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到了晚上，子产听说子太叔还未张幄幕，使速往，却无余地了。仅此小事，也可见子产的外交经验和才能都要比子太叔为高明。次晨甲戌，会盟典礼开始，而又发生“争承”问题。《正义》解释：承，就是贡赋，言诸侯所出贡赋，各国按照班爵大小而有不同。子产认为郑是伯男，不该与公侯同列。子产根据周礼，说了下面的一番话：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使人通骋问者）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犹缺，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子产理直气壮，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终于不得不答应。结盟之后，子①《左传》，昭公十三年。

　　太叔责怪子产，他说：“诸侯若讨，其可读乎？”子产回答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亦陵，何国之为！”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据说，后来孔子听到子产为国争承的事情，赞叹说：“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②郑定公四年（公元前526年），晋韩宣子骋郑。郑伯欢迎他，举行宴会。郑大夫孔张后到，立于客间。掌司仪的纠正了他。孔张走到客的后面，客不让进去。他到挂乐器的地方站着。这种失礼的行为是要被贵族阶级所讪笑的。郑大夫富子因此向子产谏议道：“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礼，吾子之耻”。他是想子产惩罚孔张，以讨好于大国的权臣，子产为了保持郑国的尊严，很不高兴富子的媚外态度，怒斥了富子一顿①。

　　又，晋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因此他趁骋郑之际，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于晋，不得不要求商人给他。独子产不肯。他说，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指商人）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所以他不能为韩宣子强迫商人一定要卖给韩宣子。子产接着严正地说：“今吾子（韩宣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韩宣子听了子产的话，再不敢要玉环了，说：“起（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诸侯和鄙郑国），敢辞之。”此与上事同样，子产维持了郑国的尊严②。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和平的关系。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楚公子围骋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将入馆舍时，郑发现楚人带着兵器，使行人（办外交的）子羽与楚交涉。公子围让步，倒挂着弓衣（橐）以示无弓，进入馆舍，迎接新妇。这件事虽由子羽出面交涉，实际上也是子产的意思③。

　　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已日益暴露。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筑犨、栎、郏三城，郑人害怕起来。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在转移国人的目标，而不是真正要攻郑，所以他说：“不害，令尹（指公子围）将行大事（言将弑君）而先除二子（指黑肱及伯州犁）也，祸不及郑，何患焉！”①这年冬，公子围果然弑死郏敖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当时列国形势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断定公子围筑城的目的不在郑国。

　　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楚公子弃疾赴晋过郑。郑罕虎、子产、游吉从郑伯在相欢迎他。弃疾很有礼貌，见郑伯以马八匹作为礼物，如见楚王一样，见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马六匹作为礼物，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太叔以马二匹，各如其分。并且下令他的随从士兵，不刍牧，不进入田中，不砍伐树木，不强买等等。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太叔推测弃疾将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王被弑，公子弃疾为王，是为平王。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所以料事如神。②《左传》，昭公十三年。

　　①《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③《左传》，昭公元年。

　　①《左传》，昭公六年。

　　子产的三项改革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执政后立即进行的三项改革。

　　第一项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此事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这次田制改革实际是二十年前子驷“为田洫”的继续。《孔疏》解释“为田洫”说：“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子驷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则减给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记述子产的改革特别说“大人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语也可证明。这就是说，春秋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贵族“占田过制”，不但原来的公田已由贵族占有而变为私有，而且农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们所掠夺，从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剥削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贫穷贵族（包括“士”在内）的不满。而这种改革必然会牵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驷那次改革的失败，就是四族丧田者引起来的暴乱。故子产改革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左传》记载那次暴乱，特别引用《郑书》称“盗”者并非大夫，因此“舆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见杜注）。他们是有田的（即所谓“士食田”）。也有“隶子弟”（见《左传》桓公二年）。因此，舆人之诵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他们中间必定也有占田过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没落的贫穷的人。三年之后，大概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停止了，他们就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所以舆人之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于改革。因为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看来，他并不废除国野（乡、遂）的制度。服，不是车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谓“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级服役制度。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在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鲁国作丘甲则晚五十二年。《谷梁传》对鲁作丘甲说：“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他们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无作甲的义务。现在鲁国统治阶级要被统治的野人也制作甲，当然是“非正”的，郑作丘赋，大概与鲁作丘甲相同。就是说，郑国统治阶级从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统治阶级供应军赋了。赋本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郑作丘甲与鲁作赋并无不同。这是春秋以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普遍地有加赋的趋势。统治阶级不一定预料到，这样一来，国野的界限却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子产这次改革，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是必然的。如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在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它与晋铸刑鼎应该相同，而时间上却早于晋国二十三年（前513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我国文献上第一次明确用铁的记载。虽然郑铸刑书是否铸在铁铸的刑鼎上，不能断定，但既然说“铸”，很可能也是铁鼎，郑铸刑书，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后晋铸刑鼎，孔子所反对的言论全出一辙。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两相比较，可知铸刑书和铸刑鼎，就是把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在此以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不成文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礼只施于贵族，刑（指体罚）则施于平民、奴隶。因此铸刑书和铸刑鼎必然对于贵族不利，而引起叔向、孔子等人的反对。

　　应该指出，刑书的公布必定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侨（子产）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倘使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话如此严重！子产于临死前给子太叔的遗嘱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死后数月，子太叔执政，他不忍猛而宽，结果是“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子产），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①依《左传》的记载，萑苻之盗似乎发生在子产死后数月，这或是为了故意给子产隐讳，而在子产生前已经发生，就是说，在子产铸刑书时必定已经发生，否则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就不能理解他死前的遗嘱里，说什么宽猛云云，也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我们知道，雅典公布德拉古成文法，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都是平民不断地剧烈地反对贵族特权才取得的。尽管那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条文非常之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把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以此类推，我们认为郑晋刑书的公布，对平民也可能比较有利，而这正是叔向、孔子等人反对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子产的改革虽然有其抑制贵族的一面，但是他对于贵族也有曲意回护的一面。

　　子产的思想子产不只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影响于后代。

　　子产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郑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1年），子产到晋去问候晋平公疾病。叔向问子产说：“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回答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萦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萦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叔向听了这番话后，说：“肸（叔向）未闻也，此皆然矣”。晋侯听到子产的话，说：“博物君子也”①。他不但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而且说明了男女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生理原因，指出晋侯的疾病不是由于实沈台骀为宗，而是由于男女饮食的缘故。

　　又如后来子产第二次骋晋，晋侯生病，已经三月，梦见黄熊。韩宣子问是什么厉鬼。子产回答说“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首先他驳韩宣子厉鬼之说，接着他又讲述黄熊的故事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子产强调人事，但是他并不否认鬼神的祭祀的意义。这种态度与孔子“祭神如神在”一样。

　　简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公元前536、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人们纷纷传说“伯有至矣！”（伯有被子晢驷带所杀）而且有人传说，梦见伯有披着兵甲走过，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因此众人惊慌得很。子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伯有立了庙，并让良止（伯有子）和公孙泄（子孔子。子孔也是被国人杀死的）继为大夫。子太叔不解其故。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说要使他的魂魄有所归宿。太叔又问：“公孙泄何为？”（子孔不为害，问何为立公孙泄）子产曰：“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意思是说，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行之。公孙泄虽非冤死，但是借伯有立庙，只是“无义而图说”而已。因此，子产虽然不是无鬼神论者，但是他仍然重在人事，或者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其义实在相似。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还问：“伯有能为鬼乎？”子产也不否认鬼神，他接着说，伯有是大族，而且从政三世，不幸“强死”（即被人杀死），能为鬼，不亦宜乎？”②说穿了，伯有为鬼害，就因为他是大族。

　　①《左传》，昭公元年。

　　①《左传》，昭公七年。

　　②《左传》，昭公七年。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古代所谓“德治”、“仁政”。尽管有后人的夸张，其实就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决不是儒家空想出来的。子产从政，他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相反。《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①。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也就是他能够更多地发扬了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左传》记载道：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

　　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②传说，“乡校”即古之“明堂”，为讨论、执行政治的地方，春秋时是否尚有此制，已不可知，不过它可能还作为古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为人游观之所，并按照旧习惯大家在这里议论政治。然明主张“毁”，子产不主张“毁”，正可说明子产的民主精神。

　　子产不但尊礼，知礼，而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论礼的一大段话，从内容看来，却可证明子产是礼的专家。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命，因天之性，生其大气，用其五行。..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赵简子听了子产的议论之后，赞叹他说：“甚哉！礼之大地！”

　　在礼法的问题上，子产仍旧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第一位的，不得已才用法或刑罚。他之铸刑书就是其例。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确有超出同辈的人的地方。他的一句名言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这是郑定公六年（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大火，裨灶是懂天文的，他预先警告过子产，要子产以瓘斝玉瓒禳火，子产弗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大火，而且依裨灶说郑还要大火。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因此说了上面这话的。依子产的意思，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与人的规律是无关的，所以并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禳火更是迷信之举。子产不只不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反而对于防火却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未发生第二次大火①。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而应尽力①《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①《左传》，昭公十八年。

　　于人事方面，这种观点与孔子基本上也一致的。

　　又郑国旱灾，子产使屠击、祝欵、竖树三人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到后，反而把桑林砍伐了，不雨。子产说：“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②因此把屠击等三人的官邑夺取了。天旱到桑林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有一定的道理。子产命屠击等到桑林祭祀，这是他遵守传统的风俗的一面，但他既说“艺山林也”也似乎认识到森林与天雨的关系。

　　有一次，郑又大水。据说，在郑城外洧渊出现龙斗，国人要求萦祭，子产不答应。他说：“我斗，龙不我觌（见也）也，龙斗，我独何觌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①这仍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思想。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孔子耳里（时孔子29岁）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②孔子与子产生前似未谋面，但是孔子是深深地敬爱子产的为人的，他这一叹语与“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共鸣的地方，才可能说出这么深切的话。

　　②《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左传》，昭公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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