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家人讲述五十多年的游家往事 [复制链接]

游家才子游海波宗亲所写的这些50多年前发生在我们游家村的往事回忆录，请大家空闲时登录进去看看这些我们游家村曾经发生的历史。以前我只是听我们游家的老者讲述过点点滴滴的这些往事，没有这么全面详细，游海波宗亲是第一个用文字写出这些曾经发生在我们游家村故事的人，值得一看。 z?PF9QL1  
作者简历：游海波，江西南城人，与共和国同岁。是“老三届”高中生，曾下乡当过“知青”。也曾在三线建设的核工业721矿流过汗。后回地方运输部门和交通稽征及高速公路路政执法部门工作。从小热爱文学，喜欢写作，先后在各种媒体发表过多篇文章并获奖。 z?PF9QL1  
z?PF9QL1  
我的知青岁月（1）■作者：游海波　　我的知青岁月，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往事。那段让人难以忘怀、刻骨铭心的记忆，至今回忆起来，好像就在昨天。　　1968年，我19岁的时候，家里经历了许多重大变故。父亲在7月底被关进了兴国汽车中心站保养场的“牛棚”。直到9月底又“押解”回到了陈也汽车站，办理“移交”，我们才见到了父亲一面。　　当时还不知道父亲回来了。是我见到父亲在“票房”进行交接，才告诉母亲“父亲回来了”。两个“押解”人员不准我们靠近，中午也不准在家吃饭。等到他们饭后，才让我们跟父亲见面。只有一个多钟头的“放风”时间，下午还要赶回兴国。　　母亲叫我赶快到矿部职工食堂买一碗猪肝汤回来，我快步如飞就买来了。那时的猪肝汤里猪肝还真不少，母亲考虑给父亲补充点营养。父亲在候车室看见5岁的外甥站在身边，就让给他吃。我喝叫外甥“不准吃！”小外甥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父亲站着吃外甥剩下的猪肝汤。母亲趁机跟父亲说：“如果我们下放怎么办？”父亲坚定地说：“回老家。”　　下午2点钟的班车，父亲又被押走了，从此一别天各一方。“别时容易见时难”，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没见到父亲的一封“家书”，甚至连一点消息也没有。　　父亲是陈也汽车站的站长，这个车站是解放初期专为画眉垇钨矿而设置的。1959年由于矿部搬到陈也，车站也就跟着搬下来了。开办车站之初，父亲是自己挑着行李上山“白手起家”的。当年，所有为矿山服务的物资调运以及人员流动，还有生存和发展都跟这个小站紧密相连，父亲成了这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里开采的钨砂还是国家军工的重要物资，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小站站长，也算得上“当权派”。在那个年代，“当权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在“牛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母亲当时去了宁都县城照顾大姐生孩子和坐月子，我也跟着去帮忙。父亲“出事”后，我立即赶回陈也去关照只有十一岁的妹妹和十岁的外甥女两个人。父亲当时也预感到“厄运”会降临，留下了半碗伍分、贰分、壹分钱的“银毫子”，大概有几块钱。怕自己突然离开，孩子也好有钱买吃的，不至挨饿。等我赶到时，她们已度过了三天有一餐没一餐惊恐饥饿的生活。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就连母亲这个家庭妇女也不放过。受父亲的牵连，被画矿镇接二连三地催赶回来接受批判。　　我和弟弟中学毕业在等待安置。当时最先动员的是家属下放，然后推行的是干部和学生下放。下放的浪潮席卷了神州大地。画矿镇把这些家属召集起来，动员大家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减轻国家的负担。　　父亲游步云的名字意外地出现在家属下放的红榜中。“走资派”的名字一般都是白纸黑字打红叉，红榜中是见不到他们的名字。看着贴在陈也建筑公司门口墙上的红榜，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父亲的名字一贯都是在光荣榜上，连年的赣州运输局的先进工作者，没想到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虽然父亲和那些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还是站在一个队伍中，却都打入了另册，关在了同一个“牛棚”。这些昔日的站长、书记成了阶下囚。今天能重新上红榜，是让你的家庭也去经历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看着红榜，我忧心忡忡，忧的是前路茫茫，吉凶难卜。　　当时画矿镇还有个规定，不管是学生和家属都可自主选择在一起落户，只要对方出具“接收证明”就行。我们学生已经接到通知安排在兴国县的穷乡僻壤，去“插队落户”。那地方一年口粮不足200斤稻谷，做成米也就一百多斤。一年有365天，每天只有3两多米，如何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在上学时就知道，我同学的蒸饭，红米只占四分之一，其他都掺了红薯干，只有这样，才能填饱肚子。　　好在有了这个规定，就可以重新选择下放地点，和家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当年南城县游家村每人一年的口粮有600斤稻谷，可做出400多斤米来。而且家乡还有亲人，总会关照，不会被人欺负。那里就是大家所向往的“鱼米之乡”，我们当然会选择回老家。　　根据父亲“回老家”的意愿。母亲一人踏上了去南城开“接收证明”的艰难历程。一个家庭妇女只有自学的一点文化，只身出远门，路上的艰辛和交通的不便，以及一票难求和转车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总也有好心人帮忙，南城车站的姑娘戴彩云，看着母亲一人提着行李，挤着购票，伸出了援助之手，替母亲买好车票。一来二去，也就无话不谈。　　母亲去我们的家乡游家村，当时叫红旗公社红旗大队，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终于开好了同意接收下放人员的证明。一个星期后，母亲安全地回到了陈也车站。　　我们开始着手搬家的准备工作。我取了些当柴火的木板，挑了些还好可用的板子。家里有一把挖锯和劈柴的斧头，以及一把自制的刨子，我看基本工具够了，便自己动手打了一个大箱子。把该捆的捆好，该打包的打包。　　其实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只有一台碰坏了台板边角表面，卖不出去的蝴蝶牌缝纫机，一年前降价处理，被我家抢购来了，这是母亲最珍贵的“宝贝”。还有一个用了十几年的“德国闹钟”，就像博物馆的珍品，一直用可拉动玻璃盖的木盒子小心保护着，陪伴全家人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　　我们的几张床，也必须带走。所谓床就是两条长凳子架几块拼在一起的板子而己。还有一个破旧的皮箱，是从抗战用到现在，一直舍不得丢，还只是个纸皮的货色。一个不久添置，还是白胚子没有油漆的矮衣柜，装着全家人的四季换洗衣服，一些蚊帐被褥、锅碗瓢盆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比起当年父母从游家村走出来时，一辆手推土车一边装着这个皮箱，另一边坐着母亲还是强了不少。　　这几个月，我们生活在这里，心情一直很压抑，周围人的歧视，以及住在后面坡顶上一家人的不断挑事，无事生非，让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一天，我和弟弟在下面用镰刀劈柴，上面那家人和我们对骂起来，弟弟气不过，没有放下手中的刀，就要冲上去。我紧紧地把他抱住，生怕出事，再也经不起折腾。他们却恶人先告状，镇政府派人下来调查，来人是三姐淑荣的同学吕夏珠，了解情况后，回去汇报说上面这家人很坏，事情就过去了。后来父亲知道这件事，说我们“胆子真大”，给他增加了一条“想翻天”的新罪状。　　还有车站的年青职工老肖，被父亲批评他用公家做车库剩余木料打自己的家具，以及平时工作的严格要求，怀恨在心，对我们整天监视和百般刁难。这里的空气都显得异常沉闷，心中似乎堵了块大石头。家人巴不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一刻也不想停留，在这里简直是度日如年。　　下放人员搬家离开，画矿镇会联系矿里的汽车免费送我们回去。终于安排好了，1968年11月23日，派车送我们去南城县游家村“插队落户”。这天早上8点钟，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停在了车站宿舍门口。没有任何的欢送仪式，我们倒也不在乎。先把床板插在车厢两边，中间可以多放些东西。我们在老肖的监督之下，一把用了多年的大秤，硬是被他抢走了。　　那个衣柜，我和弟弟怎么使劲也搬不上车，老肖站在自家门边，像“冷血动物”似的看我们的笑话。有个叫“舅公”的人看不下去，帮忙托了一把，才搬上去。他看到我们这种“落难”的情形也很伤感。我和弟弟、妹妹以及两外甥女及5岁的外甥都坐在敞篷的车厢内，还有一只小黑狗跟我们在一起。母亲和老乡周天喜的儿媳妇坐在驾驶室。　　这天的天气晴朗，当汽车开动的那一刻，我望着曾经在这里住了十年的地方，不知是留恋还是伤感？她给了我全家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也给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经历，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汽车在沙石公路上奔驰，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微风吹拂着脸庞，舒服极了。很快就过了三十多里外的古龙岗，这几个月压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压抑了这么久的心情，突然开朗，我们要向着“广阔天地”疾驰，我们要向着新生活张开翅膀，我们将在“大有作为”的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车厢内的几个人，开始有说有笑。望着沿途的风光，我们真的是心旷神怡，无比兴奋。　　中午在宁都饭店吃了“客饭”。下午四点钟到达了公路边的村庄“潭市桥”，离游家村还有一里多地，中间要经过一座只有一米多宽专供人行走的木桥，汽车走不了。只好把东西卸在空旷的地方。这时刚好见到游家村人，叫她帮忙告诉堂叔游勇德，我们回来了。　　没过多久，只见瘦小的勇德叔拉着大板车，从村头急匆匆地赶来了。这一刻我才感到亲情的温暖。他见到母亲时，高兴地喊了声“嫂嫂。”我们赶紧装车，把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先拉到舅舅黄昌期那里。因为暂时只能在那里先落脚。其他没有拉走的东西，只好乱七八糟地堆了一地。好在是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没人敢拿。　　第二天，继续搬东西，把舅舅家的过道都塞得水泄不通。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增加了很大的麻烦，一下子多了七口人，吃住都成了大问题。舅妈问我“什么时候搬走？”我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生气。　　到了第三天，我和母亲及舅舅先去看了离游家村还有几里地的“花园村”安置点。孤零零的一幢泥壁土木结抅的老房子，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暮年老人，在风雨中飘摇。矗立在远离人家的荒郊野外，以及埋没在半人高的荒草之中，而且支离破碎、东倒西歪、四处透风。一条踩出来的小道走出来两个相互搀扶着，年迈而又颤颤巍巍的一对老夫妻。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在破败不堪的危房中生存下来？我想不出这地方怎么还能住人？　　回到大队跟游冬元主任说，我们不去那里，我们要安排在游家村住。开始他态度很强硬，说我们这样的家庭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不服从分配？经过据理力争，最后，安排在原游家村三队落户，住在背靠后山的二层大厅的上层东边一间正房，是被管制的“坏分子”游样丁的房子。把他们一家六口赶到上房挤在一起。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他们“敢怒不敢言”。然后把放在舅舅家的东西，沿着这条铺满石头的古老小道，肩挑人扛陆续搬上来。　　一切安顿好了。我们全家开始了农村的新生活。虽然我和弟弟的学生时代已经戛然而止，成了永远的记忆。但生活的脚步，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将要接受最原始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做好了“脱胎换骨”的一切心理准备。以后的生活都得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将来的路有多长？有多艰难？我们心里谁也没有数，只能咬着牙，做着最坏的打算，等待命运的安排。（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79期 z?PF9QL1  
z?PF9QL1  

我的知青岁月（2）■作者：游海波　　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的大潮席卷了全国的很多家庭，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而且都下放在四面八方。我和弟、妹及母亲等人在南城，大家还能团聚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可以说我们的境遇是最好的。宁都县教书的大姐和大姐夫，比我们惨多了，两人下放在宁都县不同的乡下，夫妻俩天各一方，咫尺天涯。在兴国县汽车站工作的二姐，据说下放在南昌县的一个农村，具体情况也不知道。　　自二姐离开了兴国，父亲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三姐刚从省卫生学挍毕业分配到南丰县，具体分在哪个乡村？也无从知晓。我们就像一艘漂泊在大海的孤舟，在茫茫的海天之间中断了所有人的通讯联系。只知道二姐夫在省交通厅工作，单位也跟邮电局合并，成立了新的单位：省交通邮政局。最近也借调到省“精简办公室”去了。　　我们到了农村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柴火倒不是问题，因为下放前就买好了几百斤木柴，这次下放一并带来了。还带来了不少大米，如果吃完了，可以去粮站买，不会出现无米之炊的现象。下放人员保留了一年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过渡期，第二年才会取消居民户口和粮油关系，直接转为农业粮。　　问题是吃菜难以解决。这里没有市场，也就没有菜卖，即使马上栽种，也得等不少时日才能采摘。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如何解决吃菜确实是个难题。原先家里的母狗生了六只小狗，只带了一只黑狗回来，其余都宰杀腌制了，以备不时之需。这里的农村人还是比较热情纯朴，下厅的梅氏第一个摘了一大捆白菜送来，解了燃眉之急。感觉送来的不仅是白菜，还是温暖，相比在下放前的“苦难日子”，心里也激动不已。我们就靠东一家西一家送菜来接济，吃着“百家菜”，连着百姓心，乡亲们跟我们真的是血肉相连，水乳交融。　　过了几天，生产队的人员都要奔赴红光河工地，担八宝河堤。弟弟跟着大队人马先走了，我还要办理相关落户手续，以及生活上的事情安排，晚几天再去。这几天在家里也不平静，心里唯一牵挂的是父亲，不知他现在可好？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在那里，一点音讯都没有，叫我们如何能够放心？　　在家呆了几天，12月1日，隔壁的荣秀姑娘带我去红光河工地。我拿着从陈也带来的竹扁担和比这里大的“红军斗笠”，挑着简单的被褥跟着快步奔走的她，不停地追赶。我们经过荆竹山，沿着去贺家村的小路，大概走了十几里地就到了工地。　　这里到处插着红旗，真的是“风展红旗如画”，人山人海的挑土场面，确实波澜壮阔。高音喇叭不停地响着，把大家的革命干劲一鼓再鼓，一幅“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前面不远处的开阔地，两个几十米长的大草棚和一个小草棚，就是这些人的栖身之所。另外还有一个专门弄饭的小草棚。队长带我进入一个大草棚，大概有五米多宽，恐怕有一、二十米长。中间是走廊，左右两边垫了稻草，上面铺的是晒谷用的围折。把带来的被褥铺在上面，就是你的床。这里两边早已安排满了，我就在左边靠门的地方挤下一个位置，然后拿着扁担融入了干活的人群中。　　知青的到来，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扔了一颗石子，产生了阵阵涟漪，给这里注入了新的活力。乡下人祖祖辈辈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外面的世界对他们而言知之太少，但又非常有吸引力。这些人不停地问这问那，什么都感到新鲜、好奇。大家边干活，边聊天，彼此之间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关系很快就融洽了。　　没干多久就到了吃饭时间，我们都拿着自己的碗筷争先恐后去抢大甑饭吃，这时候如果谦让，吃亏的肯定是你。大家狼吞虎咽把几甑饭一扫而光，稍微休息一会，又接着继续干。　　很多下放学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重体力劳动。省妇联的严淑德下放在单家，她的女儿也在劳动大军的行列中。她挑担不像是用肩膀，简直是用背在扛着，崎岖的路面，重重的担子让她左右摇晃，无法找到平衡点，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搞得满身的泥水，狼狈不堪，出尽了“洋相”。　　看着她难堪的样子，我真的笑不出来，本来我们这种年龄，正是坐在教室学知识，学本领，是对知识最渴求的时候，现在却成了知识青年，在这里挑河堤，透支着自己的体力，从事着最原始的劳动。本来我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来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用知识改变世界，也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却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这些人，有的肩膀红了肿了，疼痛难忍，坚持不下去。我比他们稍好些，在读书期间的寒暑假会去做小工，赚取微薄的工钱贴补家用，肩膀早就锻练过了，但干活时间久了也有点吃不消。后来根据这种情况，大队决定下放人员，上午干活，下午学习，慢慢进行过渡。　　到了傍晚，在草棚之间的空旷地围着一大圈的人群，我挤进去一看，是女知青邬菊芳、易花玲、王美珍等人，乡亲们要听她们唱歌。美妙的歌声吸引了更多的人围过来，她们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我在周边散步，看着天晚了，就回草棚想好好休息一下，恢复恢复体力。进到草棚，一股呛人的烟味扑鼻而来，空气中夹杂着脚臭和汗臭，还有呼出的浑浊气体，让人感到窒息。微弱的煤油灯光搞得我朦朦胧眬、昏昏沉沉，全身身子骨像散了架一样，我无力地躺在床上。可是那些农村的年轻人，还是精力十足，围成一圈，吆五喝六地玩着。　　天已经很晚了，开始有人打起了呼噜，没多久就鼾声一片，时高时低，此起彼伏，使人难以入眠。没有遮挡的门，让呼啸的北风畅通无阻不停地灌进来，我在门边是最先享受到这种“寒风待遇”，即使紧裹着被子，也没感到一点温暖。特别是到了下半夜，这些人就在门口随地小便，一阵阵的尿臊味扑鼻而来，我又是最早领略到这浓浓的带着温度的难闻滋味，令人无法忍受。没办法，我们改变不了环境，环境就要改变你，只能是强忍着适应环境，到什么地步，做什么样人。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又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劳动。下午规定是学习时间，但大多数时间不学习，实际上就是让你休息。但总不能一直休息，既然是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总得想出个教育方法。　　这天下午两点钟，请来了两个当地“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给知青们“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我们这些知青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传统教育很有必要。两个当地人看上去大概四十多岁，农村人显老，也不太准确。在大家的巴掌声中，其中一人先讲：“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有饭吃，过得很幸福，以前吃不饱，特别是六二年，那真叫苦呀，饿得浑身没劲……”我听着听着，怎么变了味？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主持人也意识到不对，赶快打断了这人的倾诉。可能是主讲人的理解能力有限，文化水平不高，没把解放前的苦诉出来，搞得主持人哭笑不得。　　我们在这工地上干了一个多星期，那天下午没学习，我和弟弟都请了假，回去拿换洗衣服，去看看母亲和那四个“小萝卜头们”生活得怎样？当走到龚家桥时，看到一打渔人打了一条三斤多重的草鱼，问他卖么？他说要三角八分钱一斤。我花了一元多钱买下来了，带回家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晚上母亲把鱼煎好，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吃饭，桌上的鱼一转眼，就像是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个精光，连汤都淘饭了，她们有很久没闻到荤腥了。母亲还特意另留了一半，让我们带走。　　第二天一早，我和弟弟就往工地上赶。通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知青们慢慢适应了这种紧张繁重的劳动生活，“洋相”出得也少了。　　不久，地区“知青慰问团”到工地上进行慰问。还没等到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就见抚州下放来的吴孟轲等一大帮知青围着“慰问团”，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你们慰问团带什么来慰问我们？”“没带什么，只是问问你们有什么困难？”“那你们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但我们会向上面反映。”“既然什么都没带，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你们来慰问什么？”本来大家就一肚子气没处发，终于火山爆发了。这几个各单位抽调来的慰问团成员很狼狈地被我们轰走了，他们的工作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在红光河工地干了差不多两个月，工程就告一段落，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去，年关也快近了。下了几天大雪，地上像铺了厚厚的一层白地毯，屋顶、山上、田野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　　下午，雪停了也没出工，坐在家里没事干，我和弟弟决定上山去砍点柴回来。农村人每年的八月就要砍足一年的柴火，屯在后屋山坡上围了一大圈。我们家里虽然有点带来的干柴储备，但是也不能烧很久，只有先砍好柴，等阴干了，那时正好烧得着。我们沿着后山小路，通过了“老虎窠”水库，继续往前走。大概走了七、八里地到了麻田，就在这里砍棍子柴。　　山上小路的积雪都有半尺深，看不清路，有时一脚踩下去，人摔倒就往山坳里滑。有的地方积雪半人深，砍倒的柴火怎么也运不上来，要连滑五六跤，才能勉强送上一根柴火。在砍柴的时候，一定要抓牢一点东西，稍不注意就会摔跤。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好不容砍好一担柴，用藤捆起来，不是藤扭断了，就是没捆紧，反复不知多少次，搞得精疲力尽。　　可怜我们从没干过这种农活，折腾了一下午。等到再砍好另一担时，天也渐渐暗下来了，我们挑着柴火回家。肚子早就饿扁了，人也疲乏，还没走到一半路，天完全暗下来，回家的路只有摸索着走，凭着雪光辨路。有时不小心，一下踩空了，连人带柴火都摔倒了，瞌破了皮，血流出来，用手按住，歇一会揉揉摔痛的地方，挑着担子坚特继续前行。我们还得仔细辨路，不能走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山里的夜，万籁俱寂，静得让人害怕。如果出现野兽的叫声，那真的会毛骨悚然。我们壮着胆子，快步往回赶，争取早点到家。当我们走过老虎窠，快到屋后山时，听到远处有人在不断喊着，声音此起彼伏，听不清楚到底在喊什么？“海波，海涛，你们在哪里？”“海波听到了吗？赶快出来。”“我们接你们来了。”村里的单金祥表姐夫带着十多个人，打着火把来找我们。　　是母亲见这么晚我们还没回家，很着急，她跟福德大娘说了我们去砍柴没回，福德大娘的女婿单金祥马上起身，赶快召集正在吃饭的十多个年轻人拿好火络，带好松油柴做火把，立刻上山寻找，那时，麻田这一带还有老虎和野猪等猛兽出没。当他们看到我们兄弟俩时，赶紧把柴担接过去。　　到了家里，厅堂灯火通明，大家听说我们这么晚没回来，都聚在这里等消息。母亲看我们兄弟俩安全回来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未完待续）

我的知青岁月（3）■作者：游海波　　新年临近了，我们这些下放人员被集中在大队召开“五·七战士”座谈会。之所以叫“五·七战士”是因为1966年5月7日伟人发表了：“各行各业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我们这些下放人员都到农村来“从事农副业生产”，自然成了“五·七战士”。　　这次来的人比较多，大队部的办公室都挤不下了，很多人坐在客厅里。我只记得下放干部有省妇联的严淑德、地委的李启中、地区检察院的聂自然、县里的龚长财以及诸多的专建下放人员，还有下放我队的蔡挺森、李小华老师等。下放学生有吴孟轲、游海涛、饶永祥、周密云、陈求全、吴国荣、庄明莉、帅宝玲、喻亮美、傅建津、杨锦星、邬菊芳、王美珍、易华玲、杨公平等。　　这次的座谈会，下放干部们诉了不少苦，座谈会变成了“诉苦会”。大队革委会主任崔玉生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作出了解释。我们学生倒没说什么，已经是这样了，再说有什么用。很多困难都得靠自己解决，实在难以解决就往家里跑，家里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后方”。　　会议结束时，宣布了一条规定：“下放学生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为了大家的前途，一定要切记。”看来国家没有忘记这些学生，还有返城、升学、就业的希望。这无疑给绝望的我们打了强心针。　　很多人都提前回家过年了。农村人对我们“知青”还是宽容的，并没有管得太死，比较自由，只是生活很苦。整个农村都不富裕，但新年再苦也得稍微比平时吃好点，这样才能预示着来年生活会更好。　　这年的除夕夜是2月16日。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农村的年可真有年味。生产队分配人去干鱼塘，好给社员分点魚，过年是少不得鱼的，有鱼就预示着“年年有鱼（余）”，实际上不少家庭撑不过“春荒”。杀一头生产队养的大肥猪，每家分几斤肉，打打牙祭，这些人很久没有见肉面。大家去生产队拿鱼、拿肉是不要给钱的，乡下人没有现钱。只是记到生产队的账上，年底结算，用工分抵扣。民兵营长游银孙跟大家说：“我知道家里还有多少钱，放在抽屉的里边角落里有五分钱。”“你不错，还有五分钱，我家一分钱也找不到。”乡亲们苦呀！　　再苦各家都会忙着准备年货，做灌酥米糖是这里多年的传承，还会做冻米糖、炒花生、炒豆子，所有的果子都是自己动手准备好。做米糖那是得大家帮忙，当师傅把灌好豆粕的米糖拉成细长条时，紧张的时刻到了，周边隔壁的妇女聚在一起帮忙。你一刀、我一剪，把米糖剪成一小段，撒落在箩盖里，剪下无数的甜蜜和欢声笑语。孩子们最高兴，用肮脏的小手抓一把糖最先品尝。　　这一段时间，各家各户都忙得不可开交，生产队还会组织打年糕。通知先从那家开始，再到那一家结束，好让人家知道先后次序，把糯来提前浸泡在碱水里，按时安排上甑的时间，只要开始蒸糯米，就不能停火，一停火上了水气，打出的年糕不劲道。　　打年糕是按房屋厅堂为序，打完一个大厅堂，再把沉重的石臼用铁链扛到下一个厅堂，这里各家又按顺序轮流，把蒸好的糯米倒入里面，先两人同时用木锤对着糯米擂搓成黏糊状，然后开打。打年糕是三人一组，抡着木锤，对着石臼内的糊状糯米，你一锤，我一锤，打得不亦乐乎。打得差不多时，就要停下来，一般是老者牵动打成团的糯米翻个身，洒上少许开水不粘锅，木锤有时也要在开水中沾一下，又继续开打。如此反复，直到认可为止。然后把打好的年糕拿出来，揉成二斤左右重的团子，表面摸上食油，放在案板上定型，就完成了整个制作过程。　　打年糕实际上是个强体力活，轮到青年人一组，那打得更是激烈，只见木锤飞舞，目不暇接，看得眼花缭乱，简直就是急风暴雨。等暴雨过后，大家仍然神清气爽。我有时也会跟年轻人一组，开始老也会碰着别人的木锤，他们教我，打锤下去后，立刻往身边缩一点收锤，再举锤打下去，这样就不会碰到别人的木锤。实践多了，也跟得上节拍，也敢发狂。　　大家边干着活边听老人讲古，讲些有趣的故事，听得围观的人不时会哈哈大笑。一年的辛苦，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欢乐的气氛笼罩在整个厅堂，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等到一个厅堂的年糕全打完后，就会喊着“把酒拿出来，把果子端上来”。这个厅堂已打完年糕的各家，就会立刻端一壶温热了的水酒和四色果子，集中放在大厅桌上。品种也就是灌酥米糖、冻米糖、花生、葵花籽等。这些都是正宗的土特产，有些家境好些的人会端些“洋果子”出来。各家年轻的女人们主动成了服务员，给“志愿者”点烟，倒酒，推荐吃自家的果子。　　大家开始品尝，谁家的酒甜，谁家的灌酥米糖脆，花生香，葵花籽好。所有人都巴不得吃自家的酒和果子。谁家的酒和果子吃光，谁家就有面子，说明你家的东西好。实际上打糕的每家都得“进贡”。每个厅堂打完糕都得把果子端出来。这几天，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挑灯夜战，直干通宵，毫无怨言。浓浓的年味，充满了喜气。　　年卅，全村人都在挑水装满缸，以至于水井的水都快见底了。因为过年三天不挑水。晚上，我们厅堂中央吊了一盏三个灯头的煤油灯，比平时亮堂多了。是对面的游安泰从仓库借来的，大家都叫他“春俚叔”。春俚叔没文化，却干着有文化的生产队出纳，还管着仓库。过年大家都会聚在厅堂吃饭，各家桌上有鱼有肉，比平时不知丰盛了多少倍。孩子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巴不得快点一饱口福。　　在这种喜庆的时刻，大姐春荣带着出生半年多的小外甥承东和姐夫，赶到南城游家村来过年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通讯地址。刚下放安顿好后，我赶紧跟南昌的二姐夫去信，告诉他我们落户在游家三队，通过他，才跟其他人接上中断的联系。二姐不久前生了儿子，正在坐月子，来不了。三姐淑荣在南丰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也赶回家来了。　　这是我们家自发生重大变故的第一次“团聚”。来了这么多人，但只有一间房两张床，怎么安排得下？确实挺困难。最后决定让母亲和姐姐们带小外甥挤在这两张床上，大姐夫和我跟弟弟在放谷仓的楼上打地铺，其余外甥女和妹妹借住在同厅的荣秀家。大家在一起过年非常热闹，一直笼罩在心中的“雾霾”终于消散了。　　父亲没能回来过年，孤苦伶仃一个人在兴国。“每逢佳节倍思亲”，父亲已有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不知现在可好？此刻在吃饭吗？吃得怎么样？能否吃饱以及照顾好自己？我们心里一直有着隐隐的痛和无形的牵挂。母亲强忍着对父亲无尽的思念。默默地为这个家准备着新年的“财火”，火盆里放足了未燃烧的木炭，然后把灶里烧得火红的炭放在上面，最后盖上热灰，并撒些盐，立刻会噼哩啪啦地响，象征着“爆发”。母亲把房间和厨房都点上通宵的煤油灯，即使再穷的人家，除夕夜的灯火是不熄的，预示来年红红火火。　　晚上还有“守岁”的习俗，每个人都得守到过了晚上12点钟才可去睡。辞旧迎新，迎接1969年鸡年的到来。孩子们瞌睡来了，老早就上床。母亲和姐姐们是彻夜未眠，讲述着各自的“辛酸”。一家人能平安地聚在一起，那就是幸福无比。　　大年初一可以开始拜年，但一般都会呆在家里，天晴会出家门到外面走动。互相见面会道声“新年好！”“拜年了。”可不敢说“恭喜发财”。在讲政治的年代，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看见大家都换上了干净整洁的衣服，有些衣服好像还蛮新，生活比以前好些了。过去一句老话说，衣服“一块补丁可出客，两块补丁不着吓”。意思是说，衣服上有一块补丁还算是好点的，可以穿着去出门做客。两块补丁，那也不要紧，比别人家很多补丁的衣服要好，不必羞愧。现在出去做客都不会穿补丁的衣服。　　我问他们是做的新衣服吗？他们说是染过了的。当时有种职业叫“染青”。就是挑着一个大圆铁桶和炉子，走街串乡专门将穿旧了、退了色、还结实耐穿的衣服，放在烧开了水、放了染料和盐的铁桶里，煮一定的时间，再拿出来晾晒，一件新衣服就出炉了。只能染成黑色和蓝色两种颜色，这里的“青”就是黑的意思。我也染过几件衣服，穿在身上，都以为又做了新衣。为了省钱，还可以到城里的杂货店买染料，自己染衣服，效果同样好。　　初二这天，大家才会真正走动去拜年。平时都忙，只有过年这段时间有空走动。过年桌上的红烧肉只是拿出来摆摆样子，稍微尝尝，还得留给拜年的人吃，可孩子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的大口吃肉。吃剩的肉只好加上别的衬菜待客。家里杀的鸡，年卅燉汤吃一大半，留一只巴掌大的鸡腿，放在锅里随便煮滚一下就拿出来用盐腌好，除夕夜只是放在桌上摆摆样子凑个数，不准吃，吃也吃不动，还没熟，留着待客。有时一个鸡腿要待几次客，来客都不敢乱吃，知道是留着待客的，动都不会动，因此留得鸡腿变了味还在那搁着。　　来拜年的人拿的多半是一块自家打的年糕而已，大方点的就2块年糕。年糕上面会贴上一小块半个火柴盒大小的四方红纸，以示喜庆。拜年的形式要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结束。其实从农历十二月廿四小年开始就叫年了，到正月十五就过完了年。正月十六，一切恢复正常。拜年的活动结束了，大家又得出工，开始新的一年劳作。

我的知青岁月（4）■作者：游海波　　春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2月4日就立春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乡下人对农时从来都抓得很紧，错过了季节会直接影响收成。现在的农村也提倡科学种田，科学浸种。这里有专门的农技员，指导如何科学科田，同时会结合老农的经验，先给种子“筛选”然后“消毒”用药水浸泡，最后就是“催芽”了。这些工作一般都是队长和农技员以及几个老农的事情。　　春天来了，雨水也会多起来，我们连蓑衣也没有，雨天如何干活？听人说麻姑山有做蓑衣的棕卖，弟弟决定走路去二十多公里外的麻姑山把棕买回来，然后请人穿制好。这一趟来回有上百里路，只带了点干粮，老早就出发了，渴了，山里面到处都有泉水，傍晚时分把棕买回来了。后来，自己找了四根“马边”，就是竹子露在地面的根，穿在两件蓑衣的两翼做支撑，花了三十元工钱。　　当我们兄弟俩把蓑衣穿在身上试一下时，母亲的眼泪出来了。“望子成龙”是父辈们的希望，我们也很用功和努力。父亲曾经多次跟我们说：“只要你们好好读书，不管是读大学，还是留洋，我都想办法供你们。”我们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全校就我一个人考到县中，其余的人都在古龙岗中学。初中时我就在《赣南日报》及《中国青年报》有了“豆腐块”，作文在八个班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名。当我踌躇满志，向更高的目标进军时，“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来了，命运再次给我开了个玩笑，到这“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来接受再教育。　　既然来到了农村，就该“入乡随俗”，加入到农民的队伍中来，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一段时间，生产队的“催芽”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这些人要去准备几块秧田，犁好后再耙平，然后做成一块块的长条畦块，我参加了畦块的平整工作。当我打着赤脚下到冰冷刺骨的水田，一股寒气从脚底迅速传遍了全身，人仿佛一下掉入了冰窖，马上打了一个寒颤，整个脚都开始麻木了。城里人穿着棉鞋、烤着火还觉得冷，赤脚下田是什么滋味，应该能想象得出来。农村人也觉得冷，但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把秧田畦块平整，其实只要两个人操作就行。我和另一个人拿着乡下人的条凳，用凳面对着长条畦块，弯着腰扶着木凳脚，从畦块这头滑荡到那头，再滑荡回来，直到把畦块整平为止。然后是“下种”，把已爆出小芽尖的谷粒，均匀地撒在畦田里。接着将破好的竹条，插在畦块两边，成为一个拱形。整条畦块要无数个拱形，才能再把塑料薄膜盖上保暖。如果出了太阳，温度过高就得掀开两头通风，直到长成可以插秧为止。我们一干就是一上午，脚冻红了、麻木了，已经没有知觉了。不光是今天一天打赤脚，从此以后，每天都得赤脚下田，忍受着刺骨的寒冷。这种难忘的经历确实刻骨铭心，也使我深深地感到粮食来之不易。　　当时的农村，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面也有要求，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到了一定的时间，就得对“四类分子”敲一敲，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呆着。我们大队要召开“批斗会”，通知所有的社员到“天主堂”参加。大队没有专门的大礼堂，“天主堂”可容纳几百、上千人，是现成的会议场所。　　全大队所有的“四类分子”都上台，乌鸦鸦站了一排，脖子上挂着白底黑子打红叉名字的牌子，各人的牌子上写着不同的内容，比如地主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接受批判。我隔壁的房东游样丁也在其列，他是“坏分子。”　　大队主任游冬元叫我上台，跟他站在一起，准备领呼口号。批斗会开始，一个个上台发言批判，会场气氛并不热烈，没有开出预期的效果。主任叫我赶快领呼口号，我只好现场发挥。他还会小声地提醒我喊哪一句，我振臂高呼：“打倒四类分子！”“打倒地主！”“只准你们老老实实，不准你们乱说乱动！”“狠抓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群情激愤，有人冲上台来揍这些“坏分子”，游样丁也挨了几个耳光，被踢了一脚。开始武斗了，这怎么得了，我赶紧过去站在他们中间把人隔开。台上一片混乱，好不容易停下来，这些挨斗者个个衣衫不整，狼狈极了。　　批斗会结束就让大家回去了。等我走到家时，听到隔壁游样丁的家人都在低声哭泣，也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母亲告诉他们别怪我，是大队叫我去的，只是例行“公事”。母亲回到家，我怪她不该到隔壁去，这是阶级斗争。母亲的“恻隐之心”是想到了父亲，也同样遭到过别人的批斗和拳打脚踢，实属“同病相怜”。　　阶级斗争也确实存在，县里面召开公审大会，杀人犯游厚宗今天就要押到这里来实施枪决。大家都往潭市桥涌去，这里早已安排武装民兵对刑场戒严，地点就在公路边的小山坡上。　　我还没赶到潭市桥，就听说一辆大卡车押着五花大绑的游厚宗过去了。等我赶到坡下时，只见两个穿着便衣、人高马大的汉子提着驳壳枪下来了，可能已经执行完死刑命令了。听说这几个人是红卫的，也就是洪都机械厂南城分厂的人。我心中产生疑虑，不是应该由公安机关来执行吗？　　我赶到山坡上，很多人围在那里，我挤进去，见游厚宗像狗一样缩成一团倒在地下。身上的绳子像裹粽子一样绑得结结实实，背后插了一块牌子，牌子的上面写了一个“斩”字，用红颜色圈着，下面是“杀人犯游厚宗”。看着他死后的脸，变化得相当快，一下子就成了死灰色。一个民兵把斩牌抽出来，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几下，没出血，也没任何反应，就像打在一块肉上一样。坏人终没有好下场。　　游厚宗是我们队的人，事情发生时我还没下放回来。他们告诉我是去年8月份的事情，受害者也是本队社员游友生18岁的女儿。那天她一个人上山砍柴，游厚宗见了，赶快尾随而去，在老虎窠水库的山上实施强奸杀人。　　案发后，大批的破案人员赶到现场勘察，对全村社员逐一询问，特别是对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像游大米这样的，更是重点怀疑对象，每人都必须提供案发当天的证人。开始根本就没有怀疑到身材矮小的游厚宗，排查了几天，一直没有结果。　　大队干部通知今天晚上召集全村人开会，会带狼狗来破案。乡下的媳妇们听说有狼狗来，立刻想到“狗改不了吃屎”。万一孩子的屁股上有屎给闻出来了，涉及到家长，那不是有口难辩吗？那真的会要人命。赶快给孩子洗屁股，反反复复洗了几遍，自己再闻闻，确保没味才行。这次全村的小屁股破天荒的洗了个遍。　　晚上县里来了很多破案人员，全村社员无一例外都赶到“天主堂”开会。大家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有些小媳妇为了保险起见，在孩子的小屁股上洒了几点“花露水”，狼狗肯定闻不出味来。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底下的社员鸦雀无声，心都提到嗓子口了。突然主持人大声宣布：“把杀人犯游茂宗押上台来。”老实巴交的游茂宗魂飞魄散，大颗的冷汗从头上冒出来，社员的眼睛都朝他望着，想不到这家伙就是杀人犯，隐藏得还够深的。　　正在游茂宗快站不住脚，虚脱就要倒下时，旁边的两个壮实民兵，早已做好准备，站在游厚宗身后，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快步把他押上台去。直到这时，游茂宗的三魂七魄才回来了，是主持人太激动，把“厚”说成“茂”，一字之差，险些要了人命。　　“农民问题是教育问题”。确实要对农民进行教育，让他们懂法，悲剧就不会产生。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自由散漫，成了习惯。用什么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文艺是最直接的方式。那时总也这么说：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为了占领这块重要阵地，公社决定成立文艺宣传队。由知青和农村中的活跃分子组成，吴孟轲自然成了领军人物。我记得知青这边有孔文杰、孔江莲、孔江波、庄明莉、帅宝玲、喻亮美、杨锦星、张小乐等，乡下青年有游银孙、游大毛、游二毛、游力先、修头仔、黄小兰等，一共有十多个人。当时吴孟轲问我：“你会什么？”我说：“我会拉二胡。”暂时成了乐队一员。　　这些宣传队的人集中在“天主堂”进行排练，张九经是宣传队的辅导老师，县剧团也派人下来进行培训。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演技得到了很大提高。演出那天，人山人海，演出的风格有些像红卫兵那样，充满了激情、奔放。当吴孟轲举着红旗在舞台上龙腾虎跃之时，台下一片赞叹声。他们的节奏太快，有几下我的二胡跟不上趟，这次演出后，我就退出了。宣传队还分别到公社各地去演出，社会效果确实不错，吴孟轲等几个人成了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明星”。　　宣传队里的知青也确实不简单，很多人以后都成了栋梁之材。吴孟轲在政界出类拔萃，担任了抚州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享受正县级待遇。孔文杰成了南昌警察学院的教授。张小乐在艺术的道路上，成绩斐然，成为了上海著名的钢琴家。其他人也在自己的单位多有建树。　　时间过得很快，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在北京召开了。那时我是生产队的“政治辅导员”，要出一期专刊，我的宣传主题是“满怀豪情迎九大”　　当时下放在宁都的大姐春荣，也不知我们的音讯，是通过南昌二姐夫那里才知道我们下放的地点，过春节时就赶过来探望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女。看着我出宣传栏，便用她特有的绘画技能帮我设计了刊头和版图，刊头中间还画了伟人穿军装的头像。我用隶书体写下了“满怀豪情迎九大”这几个大字。整个版面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很知名的公社妇女主任吴水容看了连声称赞，说中间的头像逼真有神，问是谁画的？我跟她说“是我姐。”“她现在在哪里？”“下放在宁都。”“把她搞过来。”我听了很高兴，能让姐回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多好。现在不求别的，只求平安。通过曲曲折折的努力，我大姐和姐夫在两年后，还真的回到了游家，落户在我们生产队。

我的知青岁月（5）■作者：游海波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大队和生产队都动起来了，生产队长组织大家进行游行庆祝。村里的年轻人和宣传队的游银孙、游大毛、游二毛、游力先、修头仔都参加了。我跟着队伍，有三、四十人之多，打着红旗，呼着口号“庆祝九大隆重召开！”沿着村口向潭市桥走去，再沿着公路走到单家，然后走小路回游家。游行庆祝成了例规，只要上面有政治活动和“最高指示”，我们下面是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不管白天黑夜，都要举行游行庆祝，表示我们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之情。　　南城县革委会主任张茂和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传达会议精神，各个单位都派代表去县剧院听报告。我们大队也去了很多人，我也参加了。　　县剧院里面的观众席上，一排排坐椅全坐满了人，到处都满满当当的。等了好一会不见人出来，这时有人组织拉歌比赛。“工业局来一个。”工业局没准备，一下冷了场。这边又来了一句“一二三，快、快、快。”还没准备好。“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很着急。”这才准备好了。歌声此起彼伏，气氛相当热烈。我们的张主任还没出来，过了很久。这时喇叭里《东方红》的歌声响起来，大家都静静地等着重要人物出场。这时张主任缓缓走在主席台前，挥手向群众致意，然后传达了会议精神，中央第二号人物，成了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这一段时间，在中苏边境上形势比较紧张。自3月2日以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到珍宝岛上殴打我边防军人，打死打伤我边防军多人。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这场反击战一直打到4月2日，成了大家街谈巷议的话题。战斗英雄孙玉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使得大队的民兵组织马上进行了“政治落实，组织落实，军事落实”，由民兵连，改为民兵营，我们都成了基干民兵。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各生产队还抽调人员组建了“武装基干民兵”。我们生产队也有近十个人参加，全部发了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进行训练。训练完后，枪支归个人放在家中自行保管。公社武装部的孙部长整天挎着驳壳枪，真正做到“枪不离身”，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抓得更紧了，“深挖细找”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真找出了我们队的游大米、龚国清两人。他们只说了一句玩笑话，游行举的旗就像“我胜旗”一样。“我胜旗”是天主堂为死难者做丧事送葬用的旗帜。这几句话，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说的，公社妇女主任吴水容竟然知道了。全大队召开批判会，游大米、龚国清两人站在台前面对大家“低头认罪”。吴水容在会上严厉地说：“现在你们两个的身份变了，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听得大家心惊肉跳的，看来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　　春耕生产很快就开始了。我们生产队大概60户人家，却管着大片的田地，有塅上、田堘塅、张家边、单坑的二季稻田，还有麻田和蛇形岭下的诸多一季稻田。生产队长游生财每天早上起来，吹着口哨喊着：“出工了。”这些人就会聚集在原四队仓库门前集中，等待队长分工。唯一不需另外分工的是“看水员”严游毛。天不亮就要去巡视这片的二季稻田，看田里是要“放水”，就把田缺挖开；如蓄水就作好田缺，保持一定的水平高度。看水员责任重大。　　现在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原先的三队和四队合并成了二队，全面进行“扩社并队”的工作。珀玕、浔溪公社合并到红旗公社成了徐家公社，红旗大队变成了游家大队。我们是游家大队第二生产队。老早的一、二队都在单家，他们合并成了第一生产队。　　今天开始在塅上犁田，我也跟着经验丰富的年轻社员学犁田。他告诉我犁田时可以把牛鼻绳盘在它角上，只用右手扶犁即可，左手可以空出来。如果要它往左一点，就喊“上垅”。往右一点，就叫“下垅”。到了地头，牛会自动掉头转身。所谓是“左喝左转，右喝右转，不喝也会转。”　　这里还有个传说：在很多年以前，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每天要经过一条小河。一天有个老头开始背他过河，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小孩跟娘说了这事，娘叫他问老头为什么要背他？老头说他是这里的土地公公，小孩将来有皇帝的命。娘当时在洗筷子，听说有皇帝命，用筷子在灶面上一顿，说以后要报复哪家，还要杀谁全家以解心头之恨。　　灶王爷被孩子娘无故一顿打，便告到玉帝那里，说这女人心太恨，不能让他儿子当皇帝。玉帝准奏，那老头再没背这孩子过河。娘叫孩子问什么原因？老头告诉孩子没有了当皇帝的命。孩子哭着，老头看他可怜告诉孩子：“今晚子时会把你的龙骨换成狗骨，不管多痛都别出声，可保金口银牙不被换掉。”孩子果然忍痛保全了金口玉牙。　　孩子长大带着书童经过南城快到万年桥时，挑担的绳子断了，就叫书童去拿犁田的牛鼻绳来用。村民不肯，公子说：“以后犁田不要牛鼻绳，左喝左转，右喝右转，不喝也会转。”从此以后，万年桥宝塔山下到黄狮渡这一带的牛犁田都不要牵鼻绳，确实也是这样。过了万年桥的一桥之隔的万年大队的牛是要牵鼻绳犁田的。还有一说，河对岸的牛卖到这里，三天之后，也不要牵牛鼻绳犁田。这里的牛卖过去，三天以后又要牵牛鼻绳了。　　这样奇怪的事情，不是亲眼所见，是不会相信的。后来，我在田堘塅路边的一块大田犁田，也没牵牛鼻绳，因为这里的牛都没有拴牛鼻绳。旁边有条大山里横过来的小路，就像是川藏线上的“茶马古道”，过去是一条人来人往的通衢大道，金溪人都是沿着这条古道来南城的。因为修了公路，这条古道走的人少了，只有靠古道周边的人还有少数人会经过这里。　　这天上午，有七八个金溪人走这里过，看见我犁田没牵牛鼻绳，感到很奇怪。大家停下脚步，看牛怎么这么听话，到地头还会自己掉头，更是百思不得其解。足足看了半个多钟头，才慢慢离开。　　我还真以为在我们的土地上牛都听话。一次去山里犁一季稻田，我挑选的是熟悉的大水牛。它没有拴鼻绳，我以为它会像外山一样听话，把犁架好，准备犁田，刚下犁一会，牛拉着犁往山上跑去，我赶紧把犁提起来跟着它走，不然犁会弄断。就在我不知所措之时，队长快步跑过来抓着牛鼻，然后让我过来抓着，他去砍了一根长藤拴住牛，牵绳犁田，还说“在山里面不行，要牵鼻绳。”看来这跟地域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刚成年的牛，也是要调教它如何犁田的。在塅上另一块田里的游茂龙，人家叫他“细茂俚”，正和另一个年轻人一块驯服刚成年的“螃蟹爪”犁田，后面一人扶犁。细茂俚在前面抓着牛角听后面喝叫“上垅”或“下垅”，让牛靠左或靠右，到了地头又让牛掉头。调教了几天，慢慢适应，那就成自然了。　　在犁田的同时，还要把田塝、田堘作好。田塝比较难作，要把杂草铲干净，可用专门的塝铲，也可用锄头。然后用田里的稀泥由下往上糊好，搞厚了会掉下来，多操作了几次就行。作堘简单些，用锄头清干净，在田堘边沿处挖一锄头，等会放的泥好承受。再将田泥往下一处放一锄泥，第二锄泥正好放缺口处，边沿上下摸平即可，整条堘作完，就像鱼鳞斑似的好看。这些农技，我很快就掌握了。

我的知青岁月（6）■作者：游海波　　春耕生产进入了紧张的阶段，生产队的所有人都分配出去犁田和耙田。　　耙田同样不要牵牛鼻绳，如要耕牛靠左一点，直接用左手在耙把左边稍用力按压一下，牛就会稍靠左边耙田；要牛往右边一点，同样用右手按压耙把就行。大家紧赶慢赶，还是怕会耽误农时，大队唯一的一台拖拉机也参与了打田，有拖拉机打田，比人工不知快了多少倍，“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但是拖拉机司机只有游样毛一个人，日夜不停地干，肯定吃不消，培养后备力量是当务之急，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还是起到点作用。轮到每个生产队打田，都要抽一人出来当助手。我们队是上房的游二俚，拖拉机来到我们生产队田里，他正式“上岗”，拿了一条白毛巾挎在脖子上，一副拖拉机手的“光辉形象”，让我们这些人羡慕得不得了。　　拖拉机在田里打田，操作就那么几下工夫，只要人不笨，马上就能掌握。样毛师傅很快教会了助手，也可稍微歇息一下。　　师傳们吃饭是生产队包了，还必须要搞点好菜，光煎一个荷包蛋是下不了饭，得煎2个。助手们是回家吃饭，也只能干白天，晚上还得样毛师傅亲自操作。　　这天晚上轮到拖拉机在我们生产队田堘塅干一通宵，还得另派一人陪着，或填填缺，看看水什么的，正好派了弟弟海涛去。　　晚上12点多钟，只见弟弟急匆匆地赶回来跟我说：“不得了，拖挂机掉水坑里淹了。”我一听吓坏了，赶紧去敲队长游生财家的门，把情况讲了，队长立即召集大家，带了粗绳和杠子前往田堘塅。　　我打着火把，穿着蓑衣赶到那里一看，这田靠小河边，可能是被水冲刷出了一个深二米左右的大坑，拖拉机只露驾驶室的顶棚和排气管在上面，其余都淹了。又是晚上，田里灌满了水，真的是一“太平洋”，谁也不知道水底下竟然是一个大坑。　　队长拿出粗绳绑在拖拉机前端，全队几十人用力拉，还是纹丝不动，反复几次，也拉不出来，搞得筋疲力尽。我举着火把，坐在河塝边，不知不觉睡着了，旁边人说“烧着蓑衣了”。这是我不由自主拿着火把的手落下来，点着了蓑衣，于是赶快扑灭。夜已经很深了，天又下着毛毛雨，我们非常疲劳，没办法，队长只好让大家先回去，明天再说。　　第二天，把田里的水放干，请了公社农机厂的师傅来修车，相关机件进行拆卸清洗，重新发动，坑内开挖坡道，车子几天后开出来了。　　生产队社员起早落晚追赶农时，终于可以进行春插了。　　先耙好的田，率先插秧。队长分好工，年纪大些的老人，在秧田拔秧，秧苗由妇女担往田里。担秧并不轻松，湿漉漉的满担秧苗担在肩上，走在泥泞的田堘上，还得有两下平衡功夫，才不会东倒西歪以至摔跤。在秧苗供不上时，我也参与了担秧，还真的要小心翼翼，才能胜任。　　其余的人都参与插秧。现在插秧是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按6×6的行距规定执行。所谓6×6就是间隔6寸插一棵，这是经过“专家”计算出来的最佳方案，可以发挥农田的最大优势，获取最高产量。几千年来农民落后的思维方法必须改变，唯一有效的控制办法，就是两人拉绳先牵好插行格，再用准备好的尺子量准，牵插下一行，如此类推。在规定的行挌里，要插几棵秧，是必须认真执行的，而且公社会派干部进行监督检查。　　老农心里还真接受不了，一贯都是按尺把宽的行距来插秧，已经沿袭了几千年，现在突然要进行密植，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科学方法就真能高产？但不执行又不行，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绷紧那可不得了，这就是破坏生产，这顶帽子可了不得。　　整个塅上的农田都严格按照6×6这个方法执行。一亩田可以插多少株秧？每株结多少穗？每穗有多重？只要进行计算，亩产立马就算出来了。这种“心想事成”的美好愿望，但愿能“梦想成真”。　　公社还有个春插时间的规定：不栽“五一”禾。我们生产队长游生财，对农时抓得很紧，他深知延误农时就会影响收成，会影响二季稻的插秧时间。全队60多户人的吃饭问题可不是一件小事，队长必须运筹帷幄，全盘考虑，认真分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潜能，确保在“五一”前全面完成春插计划。　　我们生产队的田除了塅上以外，还有张家边、田堘塅等处，都得种二季稻。这个地方公社干部不会来检查，路途也比较远，6×6的严格标准也可不执行，适当放宽行距，所以插秧打行格的绳子也不用带。用传统的方法，由一人“牵畦”，大家跟着插下去。一般都是插秧能手，从大田的中央，一个点对准对面一个点为标耙，一路笔直下去，其他人紧靠他右边也跟着插下去，最后落脚的秧苗正好对着耙点。射击是“三点一线”，插秧却是“两点一线”，那也得先插一行引导禾对着远处的目标，然后瞄准引导禾再接着插下去，直到对准目标点为止。　　插秧这活，我在中学时代就开始经历过无数次。每年学校会放农忙假，大概10天时间。我们住校的学生和老师会组织到农村去支援，主要是春插，住在当地的小学校，自带被褥，集中开伙。劳动时间还会对唱兴国山歌，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唱山歌是把好手，应对远处传来的山歌，能临场发挥，自编自唱，还非常押韵，竟然把农民对下去了。晚上我们还和社员联欢，互拉歌曲，女社员唱的是电影《李双双》插曲，唱着唱着，只剩一人坚持到底。我们这里老师唱《红梅赞》，班主任黄老师拉二胡伴奏，气氛还相当热烈。这里的农民对我们很好，半上午会送一餐“擂茶”到田头给我们吃。　　农忙假结束回校，我把这段经历写在作文里，黄老师特别推荐，在全班作为“范本”宣读。因为他也是亲历者。　　对于插秧这活，我并不陌生。也试着在小块田里“牵畦”，他们说我插的是“线禾”笔直得就像一条线，而这里大多数人是锯齿的直线。“线禾”难度较大，经过几次实践，我也敢在大田“牵畦”，以至30多年后，有些人见到我问“你是不是当年在田里牵畦的海波？”　　春插结束了，“春荒”也就开始出现了。最早拿着“撮斗”到队长家要粮的是游友生，大家叫他“友生瘌痢”。这个人从解放前就开始在地主老财家“借粮”，解放都20年了，他仍然没有“翻身”，改为在队长家端“撮斗”。队长被他纠缠得没办法，批给他一百斤稻谷。立马挑着箩担到仓库去领粮，没过多久吃完了批的谷，又站到队长家门口哀求再给点粮。其他有几户真正困难的社员，也来找队长。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好在仓库还存有储备粮，今年的“春荒”勉强可以度过。　　接下来开始“耘禾”。每块田在成熟之前都要耘两次。首次耘禾就是把田里禾苗补栽、扶正，清除杂草并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以后还会先撒肥料后耘禾，使禾苗能更充分地吸收养料。耘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弯腰式，一种是跪式，都是要靠两手来耘。弯腰时间久了吃不消。跪式会好些，只是蚂蟥更易光顾，怎么也拍打不下来，只有吸饱了血才会自动掉下来。弯腰耘禾时间久了腰部吃不消，往往会站起来歇一会。队长见了就会喝叫：“又在打桩呀！”吓得赶快干活。　　其实大家最盼着的是中途队长叫“吃烟了”。这样大家才可以坐下来抽烟，我们不抽烟的人跟着一起歇一会。这些会抽烟的社员，用小竹子根自制的“烟斗”，每天吊在屁股后面，就像挎着一把“枪”一样。抽烟时会互相谦让，装一锅烟给对方尝尝自家的烟丝如何？休息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接着继续干活。　　特别是在耘第二遍禾时，已经是“六月天”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你头晕目眩，汗水把衣服浸透了，过一会又干了，如此反复，衣服上留下了白茫茫的盐渍。临近中午，田里的水晒得滚烫滚烫的，双脚都快难以忍受，空气的闷热简直让人窒息，上晒下蒸，仿佛置身在天然的“汗蒸房”，真的是大汗淋漓，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下来，肚子早就咕咕叫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有了切身的体会。

我的知青岁月（7）■作者：游海波　　自从四月份以来，南城县加快了下放的步伐，城镇居民、工商业者、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及强制迁往农村监督劳动的“四类分子”共4010人下放农村劳动。整个县城的街上几乎走了一半多人，昔日的繁华街面，如今冷冷清清。　　我们大队也下放了两家人，分在花园村落户。其中一家是梅大国的父亲，另一家带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也拖家带口地下来了。这两人的性质是监督劳动。跟我们不是一个系列的，也没有什么交道可打。他们究竟是从那个部门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看着这两位年纪不轻的中年人挑着沉重的担子经过我身旁时，难免冒出“恻隐之心”。特别是见到“知识分子”十岁左右的孩子，那种被打入另类怯生生渴求的目光，小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辈监管“烙印”的影响，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他们会更艰难地在没有了任何尊严的感受中生话。　　我们也同样艰难地生活着，虽然享有着自由，但清苦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劳动强度是有增无减。肚子里的油水也刮得一干二净，饭量确实越来越大。我一个月仍吃着城镇居民二十多斤的定量，却要承担起繁重的长时间体力劳动，不得不使我们另辟蹊径：把干饭变成半干半稀的萝卜泡饭，一个人可以吃三、四碗，当时是吃饱了，但不经饿，很快肚子就咕咕叫了。农村人说吃萝卜泡饭，越吃饭量越大，萝卜是专刮油水的。定量供应越来越不够吃，月底时得提前购下月定量。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终不得长久，必须增加副食品的补充，来填饱肚子。农村能当饱的只有红薯和芋头。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菜地，只够种些平常吃的蔬菜，要栽红薯得有地才行。　　我们决定自己开荒，增加自留地。选择了“张家山”旁的一处稍平坦狭窄的荒地，并去铁匠铺买了专用开荒的工具就开始动手了。开荒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地下的大石头不少，盘根错节的树根要费老大劲才能清除一小点。正当我和弟弟俩人披荆斩棘、挥汗如雨干得正欢时，突然听到对面山顶上一声大喝“谁在那开荒呀？”“谁叫你扩大自留地？胆子还真不小！”　　我抬头一看，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崔玉生、游冬元一行三、四个人一起去前面的“老虎窠”水库。我赶紧回答：“是我。”直到这时，他们才看清楚是谁在这里开荒。立刻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海波，是你们哪！要开就开点好的。”我说：“只有这地方可以开荒。”“好吧，你们慢慢干。”他们走了，一天的乌云全散了。要是乡下人开荒，那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当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严禁扩大自留地的风口浪尖，非拿你当反面教员进行批斗不可。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把别人家里私人拥有的缝纫机也割了，集中放在大队部的一个房间锁着。我家运来的蝴蝶牌缝纫机，也只好偷偷地藏在楼上的谷仓旁边。白天有人时不敢用，生怕别人听见响声影响不好。只有确认大家都出工去了，整个厅堂静悄悄时，母亲才敢爬到楼上，用缝纫机给我们缝补破衣服。一次在楼上干完活，下楼梯时踩空摔下来，把手掌骨折断，去“反帝村”找草药医治，终不见效，还特意到南昌去看了一段时间。乡亲们怀疑没事到楼上去干吗？我们吓得也不敢说真话。　　经过了一个多礼拜陆陆续续的开荒，高低不平的地分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畦段，作成专栽红薯的狭窄条畦。总面织不少于二分地，正赶在端午节前把红薯藤插下去。　　母亲也没闲着，虽然年后大姐把小外甥女和外甥共三人带去了宁都，只留了大外甥女学宁在这里读书，家里还有五个人吃饭。母亲用老母鸡孵了二窝鸡仔，精心护理，想让鸡长大生蛋。在物资极端匮乏之时，鸡蛋是最好的营养品。按说我们都还处在长身体的时候。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季稻田的早稻已经快耘完第一遍了。山里的一季稻也在抓紧犁田和耙田，一季稻的秧苗都长大了。山里的田跟外面塅上的不一样，属于“冷水田”。所以只能等到天气炎热了才可栽种。这种田里的“陷阱”特别多，我们叫它“泛窝”。有时牛耕田就陷下去了，只有拼命抽打它，才能爬出“泛窝”。身旁的人插秧不小心也会突然陷下去，只有靠另一个人的力量牵拉才出得来。　　我们队在山里面的田有“麻田”“蛇形岭”等处。蛇形岭的路程更远些，要经过麻田，大概有七、八里路。之所以叫蛇形岭，是山路弯曲陡峭，上下有几百米。终年阳光照不透，树木生长茂盛，野生动物不少，对庄稼危害最大的是野猪。在一季稻快成熟时都要派人“守野猪”，实质是驱赶。　　这一段时间，“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力度较大，开始落在实处。学大寨多从政治入手，生产队的“大寨式评分”会议，不定期地要召开一次。评分的标准首先得突出政治，政治思想好，以社为家，生产技术拔尖，才有资格评10分。女社员的工分是不要评定的，她们所做的事技术含量低，而且只干上午和下午，干一天有4分。早上是不要出工，在家做饭。我们知青，上面有规定不得低于7分，因此，我们从早做到晚一整天也就是7分，暂时也不要评，等以后农技提高了，工分也会相应提高。需要评的是最高分的10分，以及9分、8分、7分左右的工分。　　评工分时有争吵，互不服气，甚至面红耳赤。评得不合自己的口味，立刻给你个下马威。队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那时，生产队养了一群蛋鸭，每天可以捡到一百多个鸭蛋，这可算得上生产队最大的副业收入。养鸭的人是左手功能残疾的龚姓年长者。如果在生产队干农话，说不定也跟我们拿差不多的工分。他干不了什么，还真不如我们干活利索。但他一只手会养鸭，拿小铲在田里铲泥驱赶走散的鸭群，什么时候喂食，什么时候放养，都有一套管理办法，把鸭子养得膘肥体壮。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评了9分给他。应该说是蛮高的了，他却要9分8。其他人不同意，很快他就进行了报复。第二天鸭子就少生了几十个蛋，每天如此，天天减产。队长看这样下去不行，还不如评给他要的9分8。说来还真奇怪，只要评他9分8，鸭子很快就高产，真的是“立竿见影”。有些社员不服气，就不评给他9分8，鸭子就减产。反复了几次，后来就干脆给9分8，不再参与评定了，鸭子生蛋也稳定了。　　每天收工后，龚师傅能让鸭子在鸭房门口自觉排成单行，进行清点鸭子数量，点了数的鸭子会自己进鸭房，然后由专人锁门。鸭子一般都是晚上下蛋，第二天早上开门，满地的鸭蛋。也有几人同时捡蛋，而且登记入库，龚师傅不能接触到鸭蛋。但他却有操控鸭子生蛋多少的本事。大家猜测，是在放养的时候拼命追赶鸭子不停地快走，导致生蛋少了，或者少喂食或不喂食。但还有七、八十只鸭子会生蛋，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确实是高手在民间。　　通过几个月在农村的锻炼表现，生产队认为我办事沉稳可靠，又是“知青”，能够胜任生产队出纳的工作。原先的出纳就是我住房对面的“春俚叔”，他大字不识一个，全靠队里的会计游接龙帮他疏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接龙为人正直，深得大家对他的绝对信任，而且他说自己的账目从没出过一丁点的差错。　　我在大家的信任下以及春俚叔的极力推荐下，正式走马上任了。这项工作并不脱产，也没有任何报酬，哪怕是工分补贴一分没有。如果确实需要“出差”，比如去城里办事，有三角钱的差费补贴。　　我自己做了一本出纳账。第一次跟会计对账，就发现了他有几笔做错了。我反复核对，确认无误，才敢对从“不出差错”的接龙会计再次核对。开始他傲视我，认为自己没有错，我耐心地跟他讲，那里不对？那里算错。在事实面前，他终于改正。以后只要我说那里错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就改。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

我的知青岁月（8）■作者：游海波　　“九大”以后，这里的政治空气更浓了，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们生产队把村里的小学校作为“大学校”的校舍，是全队集中学习的地方。紧跟形势学习报纸，还要学习“老三篇”，就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生产队给了我一个政治任务，就是写大字标语，在房屋的墙壁上，用油漆写大标语。我选择了比较明显的地方，根据墙壁大小，选择写的内容，在四队仓库旁边彭才生的房屋墙上写上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几个大字，在其他地方写上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等等。外人一进村，就会觉得这里的政治气氛浓厚。　　写这些标语，公社认为还不够，要在公路边能看见的山头写上“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八个巨型大字，那气氛绝对是不一般，我们队分到一个“造”字。　　我选择了一个稍平陡的山头，用石灰写了一个巨形黑体“造”字。在石灰框内，妇女们在周边拣石头堆砌，光一个点就得十多担石头。整个字一百多平方米，一、二十个人忙活了一整天才完成。站在马路上，“移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大字，特别显眼，也很壮观，那是花费了不少人力才完成的。　　光有形式还不成，得有“真材实料”才行。我们队的中年妇女徐千娣上了省报，成了学习积极分子。生产队组织起来的老年妇女演出队，参加了县里的调演，每个人得了一个“去安源”的陶瓷像章，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在城里住招待所，吃鱼吃肉，可真是开了洋荤，她们的劲头更足了。　　红红火火的“大学校”提高了社员的思想觉悟，争做好人好事，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加突出。每天早晨，队长还组织大家做“早操”，但“四类分子”还得在边上跪着。这些跪着的人是“坏分子”游样丁、“富农分子”廖加福、“军官太太”游冬俚的现在妻子（曾经嫁过国民党军官，解放后嫁给贫农游冬俚）。早操完后，这些人都回去了。队长跟廖加福边走边说着话，对“四类分子”并无仇恨之情，实在是例行“公事”而已。　　省里面还派人下来驻村调研，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安排在社员家住，吃派饭。大家吃饭前，我们还得举行仪式，拿着“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建康”。这些干部的“同劳动”，是跟妇女、老人在干田里锄地，边干活、边聊天，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干部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写出了调研报告，登在省报上，游家二队更出名了。记者也来生产队拍照宣传，引得周边县里派人前来学习、取经。南丰县的学习参观团阵容最大，有七、八十人之多。　　那天同时来了两个县，宣讲的人不够，我临时上阵给南丰县讲解，我归类讲了学习心得和体会，引得下面的干部认真记笔记，生怕漏掉一丝一毫。　　这天早晨，队长知道会有人来参观，把喜欢多嘴的游友生，安排到较远的地方干一整天活，还带了“装饭”去吃。　　大家其实学得都不错，浓浓的政治氛围，在大队召开的演讲会上，好几个队的年轻妇女都能把“老三篇”一字不漏地全背下来。那可是下了真功夫。　　公社书记许天浩也来大队看看，当我走过他身边时，大队主任拉着我介绍说：“这就是二队的知青游海波。”许书记问了我是哪里下放的，以及学历等问题，并讲了几句勉励的话。　　后来地委书记也来到我们队看看。这位身材魁梧像北方汉子的书记，我在前面给他带路，其他随行的干部都走在他的后面，非常注意前后次序，等级森严显而易见。书记的女儿，也下放在我们大队，顺便也可以来看看自己的女儿。　　山里面的一季稻田生产队也开始了劳作，集中力量大面积地犁田和耙田。经过了一个春季疯长的小草和小树，让田野变成了一片荒滩。大家奋战了几天，荒滩又变成了良田。　　在山里面干活，都是要带好“装饭”干一整天。我看着社员吃的菜，没有一个人有肉，大多是青菜、辣椒之类，数量只有2匙之多，偶尔个别人能带上一个“荷包蛋”，那可是顶级的“美味佳肴”。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即使没菜，也可把“食筒”一扫而光。农民们都没有“挑食”的习惯，也没有“挑食”的条件。　　他们对前几年在生产队的一次“聚餐”，至今仍念念不忘。因为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大家的生活有所好转。粮食生产的丰收年，生产队请了潭市桥专做包子的师傅，来队里做大包子，一是庆祝丰收，二是让全队社员“一饱口福”。　　师傅们做的都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大包子。虽然不是精面粉，这种“标准粉”也使人垂涎欲滴，大家放开肚皮大吃一场。结果每个人的肚子都撑得圆圆的，不过还能行走。唯独游冬俚有点喘不过气来，坐在那里直发呆。队长看了情况不对，特意分配两个年轻社员，左右两边强行牵着他不停地走路，快速促进消化，生怕把人撑坏了。　　大家一边回忆着这美好的时光，一边有了新的想法，有人提出：谁能一口气吃下20个包子？不要出钱，我请客。如果吃不了，不但这20个包子要自己买，还要陪我20个包子钱。最后游大毛“中标”。　　这天中午收工后，游大毛跟着出标人前往潭市桥“单刀赴会”。看着20个包子装在脸盆里，堆得像小山似的，心气就输了一半。硬着头皮吃到11个时，感觉无法胜算，还不如把剩下的9个包子带回家给老婆吃，让她少埋怨几句。最后结果：游大毛出了40个包子钱。垂头丧气拿着包子回家，准备接受老婆的“数落”。　　这则消息被潭市桥生产队的人知道了，后来也如法炮制，竟然还有人敢“中标”。出标者正等待胜利的曙光，没想到这家伙不但干掉20个包子，最后自己还故意买了2个包子气气他，居然也吃光了，然后昂首挺肚，以胜利者的姿态拍拍屁股走人。　　就在山里一季稻田犁耙接近尾声之时，我和弟弟两人错过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难忘经历。　　生产队的大队人马去山里的“蛇形岭”干活，大家都带着锄头，走到“枫树窠”时，发现有野猪在窠内活动，等到中午干完活回来时，野猪仍然在里面，而且数量不少，还有不少野猪崽子。这些人决定干它一家伙，让武装民兵都迅速回家取枪。　　枪拿来以后，大家立即进行部署，其他人在半山中的小路上等着。当这些人下去快接近窠内的野猪群时，被它们发现了，为头的野猪带着大家迅速“突围”。游茂宗就是在天主堂揪杀人犯被喊错名字的人，我们叫他“大瘌”，他接过民兵手中的半自动步枪，抢在前头对准牵头的野猪开了一枪，这下不得了，头猪冲过来了。野猪都有“抢烟”的习惯，除非把它打趴下，否则非对着你冲过来不可。　　“大瘌”一看没打死，受伤的野猪咆哮着冲来了，掉头就跑。步枪、冲锋枪像炒豆子似的响起来，所有野猪乱成一团往半山的路边冲过来。在冬茅窠里还窜出一只老虎，这些人吓得脸都白了。　　在小路上的人用锄头对着小猪崽狠敲下去，发疯的野猪拼命向前冲，胆小的社员，爬到大树上躲避。一场混战开始了，经过大半个钟头战斗，战果是六十多头野猪一头也没逮着，好在我方没有“伤亡”。这些人带着遗憾，惊魂未定的回来了。

我的知青岁月（9）■作者：游海波　　山里的一季稻全部栽种完毕，山外的二季稻也快耘完第二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等待稻子成熟，做好收割前的准备工作。　　全队人员前往十多公里外的西沅村去砍大毛竹，准备扛回来用作编谷箩和晒谷用的“围折”。我们生产队有自己的篾匠，也是跟我们一样，按出工时间记工分的，就像工厂的工人上班拿工资是一样的。　　这天早上吃完饭，大家带好“装饭”，挎好柴刀就出发了。我们都自制了一个“刀架”，用绳子穿好，绑在腰间，把刀插在后面，省得用手拿，也很方便。我当时想为什么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砍竹子？我们队的后山没竹子吗？其实我们屋后这一片大山都是“红鸡冠”石，就是那种快风化的红石，属于丹霞地貌，根本长不出大毛竹，只有松树之类的耐旱树木。　　这些人沿着乡村公路一路说笑，难得有这么一次“旅游”的机会。路边流水潺潺，旁边青山碧翠，沁人肺腑的清新空气，让人感觉心情舒畅。快到西沅，有个地方叫“天子墓”，他们告诉我，这里埋了一个未登基的“天子”，因此叫“天子墓”。　　相传很多年以前，有个青年每天清晨起来练箭。家中有哥嫂，嫂子对他不怎么好，每天梳个头也得老半天，总也耽误弄早饭。他说：“你这样梳头梳不好。”果然梳了很久也梳不好，梳得人真是“七窍生烟”。他才说：“左边梳三下，右边梳三下就好了。”果然如此。嫂子心生怨恨，就是他捣的鬼。　　这个青年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弓箭，功夫已很娴熟。他跟嫂子说：“明天早晨三更叫醒我。”嫂子故意不到三更，提前叫醒他。他起来后弯弓搭箭，对准皇帝的宫殿方向，射出了一支箭，皇帝正在洗潄，还没上朝。箭头射在脸盆架上，没有射中皇帝。立即派人下来巡查“刺客”。　　这位青年射出箭后，就准备去京城打探消息，在路上走累了，头枕雨伞撒开手、叉开腿躺在地上睡着了，蚂蚁在他的脚下盘了一个“子”字，跟他连起来就是“天子”二字。正好巡查的人看见，把他抓起来，杀头处死。后来埋回了家乡，这地名就成了“天子墓”。到底有没有墓？我们也不知道。　　大家好不容易走到了竹山，队长说：“拣大竹子砍，周围这几座山都是我们游家人的山，放心砍。”这么远还是我们游家人的山？简直不可思议。原来，这几座山是我们游家人的祖上买下来的，这周边村庄上的人也知道。把竹子砍好，运到山下的空坪，就开始吃中饭，然后找泉水或小河沟的水喝。喝着山里冰凉的河水，在这炎热的天气，不失为一种享受，可真是“水足饭饱”。　　我扛的一根竹子也不轻，另砍了一根木棍叉子，一来竹子扛在肩上，用叉棍在左肩上撬着，等于两肩用力，感觉轻松些。如想休息，直接用叉叉住竹子，等会再扛时就不要太弯腰，方便多了。　　竹子扛到生产队仓库，实质就是过去的祠堂，堆了一大堆，可以打不少东西。后来我挑了几个大竹节，兄弟俩各做了一只装饭用的“食筒”。　　实际上装饭的食筒都是自己动手做。我参照别人的样子，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分做盖子，下部分锯一节长些的，作为盛饭用。上部分盖子，内部边沿挖簿些，好嵌入下部分外部边沿挖薄的地方，成为一个整休。上下部分的左右两边打孔穿绳子，便于手提。也可上下拉开及盖紧，让食物保存较长时间而不馊。食筒在我们这里的使用率非常高。　　很快又要去山里耘一季稻田。这天全队社员集中去“蛇形岭”耘禾，同样得装饭去，因为来回的路程不短。等耘完禾回来，快到“老虎窠”时，天空突变，下起了冰雹，我们都还戴着斗笠，只听得头上噼里啪啦响，地上枣子大的冰雹满地滚。队长立刻说“站着别动”。大概分把多钟才结束，太阳又钻出来。真所谓“人变一时，天变一刻”。　　田里的稻子已经抽穗，随着太阳的照射，正在慢慢变黄，开始勾头了。望着金灿灿的稻浪，农民心里甜丝丝的，马上就可以吃到新米了。“青黄不接”的季节，终于就要过去了。其实大多数社员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特别是人口多的家庭，早晨就是喝稀饭，只有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才能吃干饭，不然没力气干活。　　这几天早上连续给猪场砍柴，到了“双抢”时就抽不出时向来了。砍柴是按斤计工分，一百斤记2分，二百斤记4分，有人挑了三百三十多斤下来。去担肥料也是如此，到二里外的潭市桥生资公司挑化肥回生产队，每人规定二百斤，记4分。有些人干脆一肩挑回，我跟他们一样，四袋化肥二百斤，一鼓作气挑回来，只是中途要歇一下而已。这些都是力气活，光吃稀饭是干不动的。　　自从我接任生产队出纳以来，我的事情也多起来，结账、付款，跟相关人员联系，也是我分内的事情，生资公司的小章，大家叫他“章扁俚”，跟我的关系很好。这一段时间，要收购一批锄头把和洋锹把出口换汇。好像是一角钱一根，只要砍上十根就可挣一元钱。大家跟疯了似的，人山人海往生资公司挤交。“章扁俚”负责收购验货，权力大得很，很多人的货不合格，被打回来了。我交的自然“免检”。有些人找我去帮忙，我都没去，我也要考虑別人的难处，只是自家的个别亲戚没办法推辞，“章扁俚”也一样“免检”。　　这一段时间看水员严游毛最忙，稻子快成熟了，田里的水也不要那么多，每块田里的水都要查看。严游毛除了忙队里的事外，家里十几岁的儿子严学明又突然瘫痪在床，不能动弹，无法下床，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每天不止一次地搬动，帮儿子翻身，他跟人家说：“就像翻蛋一样。”　　后来，三姐淑荣从南丰回家看望母亲，听说此事，跟我们说可以用针灸治好。母亲带她去严游毛家，他家跟我们只一墙之隔，在下面的一幢老房子。　　了解病情后，就开始给严学明针灸。三姐有决心和能力把他治好，并告诉他的家人，每天要做些按摩，活动活动手脚，配合治疗。三姐回家的次数更多了，隔三差五地回来，一来就到严学明那里针灸，一次总要干个把钟头，一天几次地坚持下来。　　慢慢的，严学明手脚有了知觉。半年后，他竟然能站起来走路了。他们家人千恩万谢，特别是他的婆婆更是感激得不得了，家里有菜或芋头之类的都会送过来。我们总觉得是做了件应该做的事情而己。

我的知青岁月（10）■作者：游海波　　时间已进入七月份，过几天就是“小暑”节气，有些稻子都己成熟了，俗话说“小暑小割，大暑大割”，终于要开镰了。　　这天晚上，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决定明天开镰，正式拉开“双抢”的序幕。　　在此之前，那些砍来的竹子，都已经编成了谷箩和围折，我到生产队去领了一担箩。让老农给我穿好箩绳，并打好绳结。我只挑了中号谷箩，也可装150多斤稻谷。扁担和禾镰刀都准备好了，扁担是到后山砍的檀柴，自己动手做的树扁担，竹扁担难以承受如此重担。还特意到商店扯了五尺白布，一破两半，兄弟俩各做了一根“腰带”。我们俩从外形到实质，已经完完全全由“白面书生”成了地地道道的“黑脸农民”。这种“脱胎换骨”的过程，是随着时间的渐进而改变的。　　晚上的社员大会还强调：明天早晨广播响了就要起床，各人拿碗到上房晒谷场吃粥，然后担箩出发收割塅上的稻子。早餐会送饭到田里吃。　　散会后，我们回家做好准备，倒头便睡。正在梦中，突然广播喇叭响起来了，赶快起床，一看才2点多钟。拿着碗筷直奔晒谷场，一大锅煮得像干饭似的稠粥正等着你。没有任何的下粥菜，也就三下五除二吃完了，回家挑起箩担直奔塅上去。　　到了田边，这些人先坐在箩筐架着的扁担上，抽一会儿烟，我们也跟着稍微休息一下。天空中有月亮，现在应该算是下弦月了，下半夜才在东边的天空可以看到月亮，大地被照得比较亮堂。大家干脆再坐一会，估计快到四点钟了，慢慢地天边也逐渐出现鱼肚白，可以正式开镰了。　　我们收割都用上了“打谷机”。一台打谷机一般得配备七个人才行。两人踩打谷机，一个在后仓筛谷装箩，每边两人收割。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根据人员的多少随时调整。总的来说，调整就是取得最大的工作效率。　　早上七点钟左右，挑着箩担送装饭来的妇女大队人马过来了。她们都有分工，谁负责，到哪几家去收装好饭的“食筒”，以免遗漏。我们各自去领自家的“食筒”，虽然没写名字，自家的东西一眼就认得。然后，给妇女装满箩担，她们很快就挑谷走了。　　我们开始吃早饭。打开自己的食筒盖，一眼就见一个荷包蛋放在上面。“双抢”时期，母亲会给我们兄弟俩各煎一个荷包蛋下饭，补充点营养，比其他人的空心菜梗炒辣椒要好多了。吃完饭继续干活。　　割禾也是有讲究的，先割一小把，用禾衣把这小把扎紧，继续靠着齐整的刀口割下去，并且沿圈抓紧，手小的人，这一大把得两只手才能握得住。往往开始学割禾，不小心会把自己的手指割破，那种鲜血直流的场面，看了都会钻心的痛。　　随着太阳的升高，温度也在不停地上升，只割得手也酸了，喉咙口也开始冒烟，真的是“口干舌燥”。终于等到了送水的老农，他挑着一担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过来。冰凉的水沁入肺腑，流进心田，爽极了。队长也同时宣布“吃烟了”。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会，恢复恢复体力，每人还得割满一担稻谷才行。上午收工都快一点钟了，这时，才挑着沉重的担子往家走。　　到晒谷场还得过秤、入库，才能倒入围折晾晒。这里专门有几个年纪大的妇女负责晒谷。经过这么多处折腾，有些人回家干脆先眯一会儿，等出工再吃饭。　　其实，上午还有一支打田的队伍，他们把刚收割完的稻田，用牛拉着“碌碡”，人站在“碌碡”上挥舞着牛鞭，不停地吆喝着，让牛走快点。好把收割的“禾兜”和稻草全都碾压到田泥里去，既是肥料，也把田平整了，好让下午插秧。“碌碡”是一种打田的农具，一根粗轴上镶嵌着几排二寸多长的木头叶片，再做成一个支架，供人站在上面，牛拉着站人的“碌碡”滚动。只是田里掀起的泥浆把裤裆等处都沾上了厚厚的一层泥水，身上、脸上也是泥，完全成了“泥人”。这支打田的队伍基本上是十几岁刚“入职”的孩子们和一些“童工”。整个生产队集中了所有力量，全员总动员参加“双抢”。　　下午三点钟又开始出发了，不是去割禾，而是去插秧。“上午黄，下午青”是“双抢”的基本特色。为了避免“中暑”，下午出工前，有些人才会填饱肚子，正式吃中饭，让肚里“有货”暑气不易浸入。我也会用冷水淘饭扒两口下肚，不至中暑。　　下午出工，还是很热，最热的高峰期仍没过去。衣服罩在身上，就像热天保养盖了棉毯的水泥地刚浇了水一样，热气腾腾，闷热难耐。实在受不了，我干脆把衣服脱了，赤膊上阵，这样感觉舒服多了。　　我们要把所有打完田的地块全部变成绿色，一直干到八点多钟才回家。　　吃过晚饭，到水塘去洗澡。我和弟弟现在住在厅堂后面的小房间，乡下人叫“退阳背”。只放得下一张四尺宽的木板床，还有一尺多能过路的宽度，整个房间大概长2.5米，宽不到2米。一个一尺五宽，二尺长的乡下房屋特有的木窗，无法将房间储满热气的温度向外排出，空气似乎不怎么流通，整个房间就像一个大蒸笼，我们兄弟俩一直不停的“摇风打扇”，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特别是白天贪图一时痛快，背上就像蚂蚁在不停地咬你，辗转难眠，灼伤的皮肤红红的，疼痛得根本受不了。过了几天会开始“脱皮”。只要经历过两次“脱皮”，那就修成了“正果”。再大的太阳晒在皮肤上，只觉得稍微有点热度而己，不再脱皮和疼痛了。皮肤晒得乌黑铮亮，就像涂了一层黑釉，水滴在上面，立刻会滚落下来，这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　　晚上十二点多钟，室内的温度有所下降，好不容易进入梦乡，突然高音喇叭又把你惊醒了。拖着沉重的步伐和睁不开的双眼，昏昏沉沉，朦朦胧胧，疲惫地向晒谷场走去，又要开始新的一天劳作。　　在张家边和田堘塅“双抢”，已到了最热的“大暑”天气。路程也更远些，可能有四、五里路。特别是中午的毒太阳，把地面晒得滚烫滚烫的。空气中的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担着150多斤的稻谷，这是不容分说的重量，每人的箩筐都得堆满，才能把打下来的谷子担走。我打着赤脚，挑担在路上行走，就像踩在刚经过大火燃烧后的地上一样，脚踩下去就想立刻提起来，脚板烫得受不了。我尽量踩在路边的草上，才没有那么烫脚。这时才感觉非得赶快去买一双草鞋来穿不可，穿上草鞋才不会这么难过。　　回家的路要经过有几十米高的“程坊坡”。支撑体力的能量严重不足，肚子早就空了。身体透支已到了极限，只得咬紧牙关，挺着饿肚，憋着劲地往上走。头上、身上滚落的汗水把短裤全浸湿了。下了坡，只得在有几棵大树成团的树荫下歇会儿，恢复体力再出发。　　只到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学生时代是多么的幸福。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虽然那时没有电风扇，但晒不着太阳，把窗户打开，仍然是“清风徐来”。过去了的时光不会再回来，我们正在“热浪滚滚”的农村“战天斗地”，和时间赛跑，“只争朝夕”地争抢农时，经历着和亿万农民一样的生活。锻炼着我们坚韧不拨的意志，培养着我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大家心里都盼着“双抢”快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