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倒了顾氏的理由以后，游先生把《柏梁台诗》放在诗歌形式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查。联系七言诗体的起源固然重要，但是在先秦《荀子·成相篇》里就已普遍地使用过七言句式，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今天所见逸句都是七言，稍后史游的《急就篇》大部分也是七言，甚至句句用韵。有这些资料存在，就不能反证汉武帝时代不可能出现《柏梁台诗》。联句形式出现的时间则是判断《柏梁台诗》真伪的更重要的因素。从建安文人同题共咏的诗赋是联句的先驱阶段，之后发展为联句的诗赋。最早的联句诗是西晋贾充和李夫人的联句，到刘宋以后而此风大盛；最早的联句赋是与贾充同时的傅咸《小语赋》。同时，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即七言“体小而俗”，“于俳谐倡乐用之”，汉末戴良的《失父零丁》，东晋谢安与儿女冬日联语咏雪，桓玄、殷浩共作了语、危语，无不带有谐谑笑乐的成分。《柏梁台诗》的内容几乎一半以上近似于玩笑式的俳谐文，正好和这两种情况合符。再从文献来证明，据颜延之《庭诰》“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柏梁台诗》最早大约已被《文章流别集》所收录，挚虞也是西晋人，如此，则此诗很大可能出于魏黄初以后、晋太康以前人所依托。文章还举出了大量南朝时代的史料作为上说的旁证。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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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先生使用的这种考据方法，以宏观指导微观，不妨称之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也是他在青年时代接受的历史发展观念在文献考订中的具体运用。与《柏梁台诗考证》类似的例子还有《论陌上桑》和《论蔡琰胡笳十八拍》。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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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陌上桑》收录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里。叶圣陶先生力这篇论文写的提要，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文章的内容和价值，引录如下：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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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陌上桑》，作者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是题材，二是时代，三是本事。就题材说，作者就《诗经》和《列女传》中征引歌咏采桑的诗句及记载桑间发生的故事，来说明《陌上桑》是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歌题材的典型。就时代说，作者据《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及《秦女休行》等诗，断为建安以前之作。又据昌邑王贺妻名罗绀，以为在武、昭之际罗敷已为美女的代称，因推定为武帝立乐府时所采的民歌。就本事说，除了《陌上桑》本文所歌咏的罗 敷与使君的本事外，崔豹《古今注》中载有赵王欲强夺罗敷的故事，两者截不相同。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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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因加以种种可能的推测，来说明民歌和传说的演变。通过民间文学中同类题材的比较、演变，又据《汉书。武五子传》而推测武、昭之际罗敷故事即《陌上桑》已在民间普遍流传，这不失为一种有根据的说法。但是根据作品本身的戏剧性、五言诗体技巧的成熟程度以及民歌流传的一般规律，如果认为故事的原型始于武、昭甚至更前，而作品的流传写定则在东汉初，这样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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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蔡琰胡笳十八拍>>辨此诗非蔡琰作。这一辨伪首先是从对诗歌中时代风格的感受开始的。文中指出如第十拍、第十七拍的词汇、对仗、句法、平仄，只要稍稍读过一点唐人边塞诗的，就可以意识到二者间具有相同的特征。在简单地回顾了前人的不同意见之后，游先生又指出了乐府本事附会名人这个普遍现象，如《履霜操》托于尹伯奇，《别鹤操》托于商陵牧子，《昭君怨》托于王嫱等等，《胡笳十八拍》是“后世作琴曲者虚拟蔡氏的口吻”之作。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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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凭形式上的特征还不够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羽林郎》中的“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光看这两句，即使不认为是唐人五律，至少也像梁、陈宫体，但通观全篇，这两句的平仄对偶不过是汉朝人无意得之。《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以下六句宛然唐调，“策勋十二转已是唐制”，有的研究者据此而定为唐人作品，但多数的意见还是认为形成于北朝而在流传中经唐人润色。《胡笳十八拍》全诗的情调不类汉末乐府，不能和上两首诗并比。游先生细加探索，发现了第七拍中“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三句明明是《李陵答苏武书》“举目言笑”一段的改装。李书之为伪作，刘知几已经怀疑，苏轼又进而认为出于“齐、梁小儿所拟作”，游先生认为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已经套用此书，不当出于“齐、梁小儿”之手，但为拟作则无问题。《胡笳十八拍》因袭李书，这是依托的明证。《乐府诗集》于此诗解题中没有引用《古今乐录》，可见南朝陈代的释智匠也没有见过这首诗。据唐朝的文献材料，李颀、韩愈的诗文中都提到这首诗，裴铡《传奇》载蔡文姬作胡笳弄，大历中刘商有拟作的《胡笳十八拍》，所以传为蔡琰的这首琴曲，其出现或在初盛唐。游先生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到50年代末，由于郭沫若先生《蔡文姬》话剧的上演，学术界又旧案重提，对这个问题做了一次有节制的争鸣。如同几年以后对《兰亭序》的讨论一样，在今天再做回顾，是非所在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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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凝聚毕生心血的《楚辞注疏长编》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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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做了大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合并于北大。游先生担任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林庚先生担任副主任。从此开始，游先生以主要的精力投入教学和教材建设，行有余力，才能从事著述。在任职的十几年间，游先生和林先生团结一心，并和吴组缃，浦江清、王瑶、季镇淮等各位先生一起，为培养人才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从那时开始到“文革”以前，北大中文系涌现了一大批肯于钻研古典文学的学生，其中有多数后来都在不同岗位上成为骨干力量。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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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高教部对全国高校重点学科的教材做出规划，准备分别邀请该学科教学中比较权威的学者教授编著教材，作为各校教学时的依据或参考。文学史教学，准备先拟出大纲，然后编写教材。这年暑假开学，游先生承担了先秦两汉部分大纲的编写。待各段大纲都已编写完毕，高教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予以认定。次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高教部又组织有关学者在青岛把大纲扩大充实成书，但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这一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废，以致使那本《大纲》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预先所没有设想到的作用。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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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学史教材相配套的是《参考资料》。《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从1955年起，具体工作由吴小如先生承担，规模擘划和审订全稿则由游先生负责。游先生逝世以后，吴小如先生曾撰文详细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游老对我既抓得紧又放得开，使我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既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又体会到做学问的甘苦，既敢于承担重任，又时时不忘游老所指示的方向。”这两种《参考资料》以作品选注为主，入选作品比较丰富而具有代表性，注释详细精当，交代出处；附录作家传记、评论以及有关的后人研究成果，也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这两本书的出版，大大方便了高校特别是新建和边远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师和学生。时隔三十年，各种作品选注和鉴赏辞典层见迭出，而这两部《参考资料》却经受了检验筛选，依然为广大的读者所使用、称道。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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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物质生产中出现的连续三年困难使精神领域里稍稍回复了清醒，高教部又重提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指定游先生和萧滌非、王季思、季镇淮、费振刚先生担任主编，组织北大、北京师大、人大、北京师院的部分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写。由于“反右”和“大跃进”的余悸未消，工作进行自然有许多困难。游先生和其他主编在力所能及的限度里顶住了简单粗暴，以丰富的原始材料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勾出了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轮廓。全书四卷，和几乎同时进行的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学术界习称四卷本、三卷本，同为这一时期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三十年来，它们尽管受到过来自不同方向的各式批评，但是至今出版社还在重印，其中的许多结论还常常被人引用。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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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游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赴日本讲学．当时中、日尚未建交，这次学术访问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在日本会见旧友，结识新知，促进了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和友谊．回国以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和三好新次、岛崎康信先生先后两次寄来了汪瑷的《楚辞集解》照片，而此书在国内已是遍觅不得的本子。还有一件事情也应该提到，游先生在日本名古屋，曾应著名汉学家人矢义高先生之邀，用临川方言朗读了罗常培先生《临川音系》中阴入阳入的例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两首，当场录音。1987年冬，沈玉成访问日本，据关西大学教授森濑寿三先生说，他当时正在名古屋大学读书，见过游先生，这盘录音磁带还可以设法找到。1988年5月，森濑先生专程从大阪飞来北京，把复制的三份磁带分别面交游先生的长女游珏和沈玉成。这件事使游先生的家属和学生极为感动，吴小如先生和沈玉成都为此写了文章以志纪念。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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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开始，是游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三阶段。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游先生认真而踏实地学习，并力求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白居易及其讽谕诗》、《读<秦中吟>的<伤宅><立碑>二诗》(此前已经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论白居易的文章)；同年，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被纪念，他又发表了《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和《屈原作品介绍>>等文章。以一位学术上已经完全成熟的学者而从头学起，新、旧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扦格。游先生本着一贯的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学习一点，消化一点，运用一点。例如分析屈原及其作品，他就更强调对崇高理想的执著和对祖国的热爱两个方面。过去对《九歌》与屈原的关系有过犹豫反复，到这时就采取了完全肯定的态度，在前人和自己过去的意见基础上做了令人信服的发展。在《屈原作品介绍》中，他明确表示：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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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起初本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后来才经过屈原写定或修改的。这过程大概同《诗经》——特别是《国风》——和汉代乐府古辞差不多，所以我还是同意朱熹的意见。为什么说屈原是最可能最恰当的加工者?这理由首先就在屆原自己的作品里面，在屈原的作品与《九歌》的词句二者之间多半相同的关系里面。例如：《云中君》的“与日月兮齐光”一句又见于《涉江》；《湘夫人》的“九疑缤兮并迎”一句又见于《离骚》；《东君》的“载云旗兮委蛇”一句也见于《离骚》(原注：《离骚》作“载云旗之逶迤”，只有一个字不同)。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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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基本相似的句子和词汇则为数更多。游先生这样的论证方法看似纯粹在做形式上的比较，但实际上坚强有力。十一篇《九歌》无疑是民间祭神的歌辞，却有相同的艺术水平和风格，而且编排上也显得有系统，如果没有经过统一的加工，是很难想象的。同时，在王逸编定《楚辞》以前，班固(实际上是刘向)已经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的记录，如果除去《九歌》，那是无论如何也凑不够这个数字的。班固、王逸的根据今天已不可知，但处理文献时有一条基本原则：没有强有力的反证就不能轻易否定已有的记载，对待班固、王逸的意见也是如此，更何况又能从《楚辞》本身找出许多内证?从这篇论文发表以后，《九歌》与屈原的关系基本上已成定说。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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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以后接踵而来的“拔白旗”运动，极大地震荡了知识界。游先生是北大中文系“大白旗”之一，自然会受到很难避免的冲击。风潮过去以后，曾经有过一段相对的平静。游先生对自己的学术道路做了认真的反思。“理论家”的简单粗暴和汹汹气势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他一方面在主编《中国文学史》的工作中抵制对历史和真理的歪曲，一方面又猛然悟到像他这样年岁的老人恐怕很难再赶上方兴未艾的形势，更重要的还是这种形势和自己做人、做学问的良心冲突。与其舍长就短，何如弃短用长，反正哪一种方法的治学都是在为发扬民族遗产献出自己的心力。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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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讲录》是为北大中文系新成立的文献专业所开设的专题课讲稿，经整理后发表在《文史》第一辑上。全文三万字，是“楚辞学”中第一篇以文献整理的方法所做的系统研究，无妨视之为“楚辞文献概论”。第一部分论楚辞的流传和编辑，考论屈原作品在楚国和汉代楚地的流传情况，由楚地及于吴地进而扩大影响于北方地区，并对今本《楚辞》题作“汉都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做了说明。第二部分论楚辞的古注。在《楚辞概论》中，游先生对王逸以迄清人的三十家注释本做了简单的提要，但所收精粗互见；至1953年中华书局本《屈原》的“附录”《楚辞注本十种提要》，则既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具有代表意义的选本，同时辩论是非也当然较之三十年前的意见深入准确。《楚辞讲录》仅仅选择六种，所论也更加专业化。例如论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举三证考辨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传”为“傅”即“赋”之非，论定《屈原列传》中“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为《离骚传》序文，旧说不误；释道骞(一说当作“智骞”)《楚辞音》残卷是敦煌遗书之一，在校勘、训诂、音韵上都有重要意义，是研治《楚辞》者所必须了解的材料，闻一多先生有《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跋》，游先生在本节中以不多的篇幅，提要钩玄，就对这个残卷的意义、价值做了清楚的说明；《楚辞释文》辨“释文”并非刘宋时江邃所作《文释》，同意闻一多、王重民先生的结论，进而引余嘉锡先生说考定《楚辞释文》一书及作者见于《宋史．艺文志》，可能是南唐时的著作而藏于中秘，所以洪兴祖、陈振孙不知作者而仅称“古本”(谨按，游先生所引闻、王、余三先生之说而断以己意，这一问题可成定论，但前几年出版的一部有权威性的工具书却依然沿用“文释”为“释文”之倒的旧说)。游先生从洪兴祖《楚辞考异》中辑得佚文七十七条，详加比勘，对它的价值做了恰当的判断。第三部分是校读举例，分异文、脱文脱简、衍文错简、讷误、音韵、训诂六个方面说明《楚辞》中语言文字上的“关卡”，当然，同时也就说明了校勘学中的一些原则和通例。 K *{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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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楚辞注疏长编》中《离骚》、《天问》的初稿完成于30年代之初。当时曾有少量油印本发给学生参考，他自己手头保留了一份。游先生始终认为只是“初稿”，还有大量材料需要补充。50年代，出版社了解到这两部油印稿的价值，曾不只一次提出付印的要求。其时，游先生不仅感到资料还不够完善，而且有些训诂、考证的结论也要修改或是深化，所以婉言谢绝，期以他日。但由于教学、行政和其他会议等事务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条件修订补充。等到1958年“拔白旗”以后，在客观、主观两方面都出现了新情况，游先生这才下决，乙提出重理旧业，除了对《离骚》、《天问》做补充修订外’还要续编《九歌》、《九章》和《招魂》部分。从1959年开始，金开诚先生就一直协助游先生进行这项工作，同时中文系有五位中青年教师和中华书局聘请的孔凡礼、李淡虹先生也先后参加了资料的收集、核对。到1965年，材料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然而山雨欲来，工作被迫中断。“文革”期间，游先生精神上极度抑郁，但始终对这项工作念念不忘，一有可能，就继续考虑修订编撰的具体问题。1976年10月，扫橈枪而拨云雾，祖国大地重见光明，游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以有病之身立即投入工作。在他的主持指导下，由金开诚先生对资料重加校核编排，董洪利先生和高路明协助工作。编排工作初步完成后，游先生逐条逐句细加审订，并口述意见，指导金开诚先生修改按语，即使在肺疾复发的住院期间也未曾中断。南开大学的马汉麟先生也参加过部分修订工作。 O 5-;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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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游先生突感呼吸困难，因抢救未能及时，遽尔逝世，终年79岁。《楚辞注疏长编》的第一部《离骚纂义》、第二部《天问纂义》均由中华书局作为遗著出版，其他部分则由金开诚等先生按游先生的生前规划继续进行，《九歌纂义》已完成交稿。 O 5-;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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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先生毕生研治楚辞的总结。在1933年所写的序言里，他提出对《楚辞》本身的整理，其要有五：“一日校其文，二日明其例，三日通其训，四日考其事，五日定其音。”在已出版的两部书中，因为按计划还有校勘、音韵的专书，所以“纂义”侧重在通训而兼及明例、考事，也就是融会通常所说的训诂、义理、考据于一体。这些都是属于乾嘉朴学的基本功夫。游先生早年从此人手，出乎意料的是治学五十年，似乎又折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但透过表象观察深层，游先生在形格势禁之下重新走上这条道路，至少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清代朴学成就极高，其根本性的缺点是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游先生经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他始终把楚辞这一文学现象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解剖其一肢一节是为了更有利于说明全体，也就是上面曾经强调过的以微观体现宏观。两部“纂义”都相当鲜明地体现了这不同于前人的特色。第二，汇纂前人成说加以判断发挥，这好像是一种初级的工作，只要肯下苦功，一般人都可以做出成果，不过不同的人所做出的成果就必然有高下精粗之别。浅学者率尔操觚，充其量不过是聪明的文抄公，而游先生以毕生研究的积累，指导助手广泛搜集材料，披荆棘，理荒秽，排比分析，融会贯通，就能成为一个阶段之中带有总结意义的著作。可以随手挑选两个例子作为证明。《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O 5-;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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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高帝纪》“喟然大息”，大音泰。(自注：《贾谊传》“可为长太息者六”作太不作大。)大亦长也，言长叹息而出气也。师古读如大，而云言其叹息之大，失之。本书《九歌。湘君篇》亦云，“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民生即人生，本书多以民代人，下文“终不察夫民心”，“相观民之计极”，“民好恶其不同”，《哀郢》“民离散而相失”，皆是也。民生多艰盖指广大楚国人之遭遇言之。汪瑗蒋骥所谓屈原自渭，陈本礼以为泛指孤臣孽子，并非；王夫之谓指同列小人，更谬以千里。 O 5-;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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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息”、“太息”、“叹息”并为通假，《史记．苏秦列传》“仰天大息”，小司马亦释为“久蓄气而大呼”，或即承师古误说。“民”“人”互训，也为古籍中习见；唐代避讳改“民”为“人”，又为校勘增加了混乱。游先生的训释平正通达，又举出屈原作品中多以“民”代“人”。在他有关屈原的其他论著中，一再强调屈原关心民瘼，同情人民，所以这里对“民”字的理解就比前人之说更为有理有据。再如“饨鬱邑余诧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O 5-;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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饨鬱邑者，三字为连文。本书《悲回风》篇之“愁鬱鬱”、“穆眇眇”、“莽芒芒”、“藐蔓蔓”、“缥绵绵”、“愁悄悄”、“翩冥冥”、“纷容容”、“罔芒芒”、“轧洋洋”、“漂翻翻”等三字联绵词甚多(自注：本篇下文亦有“纷总总”)，恒以第一字为一义，余二字又为一词，以足卜一词主义。故此文恼为忧义。鬱邑当与忧义近，而用以重申其义者。合三字以为词，(谨按，中华本置逗号于下句“义”字下，盖排校偶误)，义若可分，若不可分，本书此例正多。又此文以余字位于句中，盖倒装文法。忳鬱邑余侘傺者，即余饨鬱邑而侘傺之谓也，言我忧鬱失志，无聊赖也。其主语不居句首而居句中者，在使句法多变耳。本篇下文“延伫乎吾将反”，“曾獻郗余鬱邑”，“溘埃风余上征”，及《惜涌》之“心鬱邑余化傺”等句，皆此类也。盖《楚辞》词例之特异者，往往如此。 O 5-;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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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都是合明例、通训为一的解释。至于对《天问》中词句的解释，游先生始终把握着神话、传说、古史的传闻异辞和互相转化的指导思想，几乎全篇都是明例、通训、考事相结合的旧瓶新酒式的训释。 O 5-;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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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先生立身厚重端方，诚实不欺，表里如一，平时蔼然可亲，但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作违心之论。他对学生后辈要求严格，言教身教不相偏废，对同辈学者则虚心而尊重。其为学如其为人，平正谨严而能创新，强调要有深广的基础，诸如考据、训诂、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大量收集材料，通过深刻的思考，对某一种或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做出剖析说明。“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是他常常用来教育学生的话，更通俗简单地说，就是“多读书”三个字。朴素的语言蕴涵着甚深哲理。从认识论而言，人的正确思想只能通过实践而获得，而古典文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主要是读书，读书所得存于记忆之中就是思考的材料，思考材料越多，思考活动就越有左右逢源之乐。从博闻多识到会通成说再到开拓发展，也许能大体上概括游先生的治学特色。 O 5-;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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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先生在本书的撰稿人会议上曾经这样评价：“游先生是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30年代，年富力强的游先生曾经制定过一个宏伟的计划：“窃不自揆，妄欲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时出鄙见，为《楚辞笺证》十七卷，《考证》、《正均》、《考异》、《论文》各若干卷《楚辞学考》、《楚辞笺注书目提要》各一卷(原注：附历代亡佚及知见传本《楚辞书目》)，凡三十九卷。人事拘牵，时作时辍，未知成书当在何日。”如果其后一直能处于像80年代这样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中，以游先生的学力和勤奋，我们相信是可以实现这一宏愿而为后学者留下更多精神财富的。惜乎各种不同的原因占用或浪费了这位学者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使他带着未完成的遗恨离开了人间。即便如此，他的三部代表着三个时期的著作《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和《楚辞讲疏长编》(当然还包括其他专著和论文)，必将在《楚辞》学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从而证明王瑶先生的评价是准确而合乎分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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