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家人讲述五十多年的游家往事 [复制链接]

我的知青岁月（11）■作者：游海波　　“双抢”终于结束了。我们每个人都瘦了一圈，看着大家不停转动凹下去的双眼，就像深山的“猴子”一样。黑黑的皮肤和脸庞似乎刚从非洲“旅游”回来。这段时间每天劳作十六、七个钟头以上，睡眠不足五、六个钟头，真正能睡着的时间就更少。超强度的劳动以及严重营养不良，又得不到任何的补充，把人折腾得都变了样。　　紧张的劳作过去了，但仍然别想歇下来休息。山里的一季稻，也得抓紧耘禾，进行田间管理。山外的二季稻的管理，同样不容忽视。　　收回来的稻谷，经过几天的晾晒，也准备挑到潭市桥粮食仓库去交“公粮”以及“征购粮”。交“公粮”是几千年农民的惯例，不管哪朝哪代都得交“公粮”，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存在异议。农民们都说：公粮就是给解放军吃的，他们保卫国家，我们应该交“公粮”。　　“公粮”是根据每个生产队的人口及田地收成情况，进行测算后得出具体应交的数量。而上交的“公粮”是得不到一分钱的。“征购粮”也有具体征收数量，但国家会按每百斤几块钱的价格进行收购。这也许是生产队唯一来钱的地方。我记得生产队大概能收二十多万斤谷子，“公粮”得交二万多斤。“征购粮”就得十几万斤，其余的发口粮，留种子，就所剩无几了。以前还可多留点粮食进行储备。现在收了多少斤得报实数，不能“瞒产”。谁敢“瞒产私分”那是得蹲大狱的。　　其实那时的粮食产量普遍不高，亩产能达到五、六百斤就算可以的了。有些地块只有三百斤左右。但当年仍然提出了“亩产超千斤”的宏伟目标。大家都说，不知到什么时候能真正实现？能实现那就好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开始挑粮到潭市桥的粮食仓库交粮。交粮的人很多，还得排队过秤。谷子水分超标的不收，就是说晒得不干，粮站人员会拿穿刺工具，把箩筐中间的谷子取出来，放在仪器上检验，水分多了，这一批的谷子全部不收，非让你拿围析再在粮库坪上爆晒一天后才行。他们收的都是“火头谷”，一万斤“火头谷”，放在仓库，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万多斤，国家是不吃亏的。　　今年的“征购粮”还特别多，这是“扩社并队”的第一个年头。大家对交这么多“征购粮”都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口粮数比以前缩减了，明年的“春荒”不知如何渡过？　　新谷出来后，我跟队长说，我目前还是吃粮站的供应粮，我一个劳动力，每月只有二十几斤米，弟弟也是一样的，根本不够吃。我想买二百斤谷子补充一下，队长同意了。我们家吃着新米蒸的饭，那绝对比粮站的陈年老米香多了。　　全村人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新米的出来，正如老话说“六月新米撑破肚”，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开怀畅吃”了。这段时间的辛苦疲劳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天气还是这么热。一季稻耘完第二道禾，就等着稻子抽穗。看水员严游毛得山外山里两头跑。　　在这丰收的日子里，游友生家迎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三十多岁的城里人，我们都想象不出他居然还有城里的亲戚？都说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个穷得叮当响的人家哪来的远亲？乡亲们像看热闹似的，聚在他家门口一看究竟。　　游友生一年前因女儿被害身亡，杀人犯游厚宗不久已经伏法，他们家老少夫妻四口人，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走出来。眼前的这对男女，称是他早年送人的女儿，带着丈夫回来“认祖归宗”。　　那时游友生家境贫寒，大女儿在六岁时送给了下弓村的一个大户人家。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来往，也没音讯，早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现在的乡亲们也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怎么突然就冒出个女儿来了？不但这些看热闹的乡亲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连游友生自己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过接触了解，女儿收养的大户人家成份高，现在女婿是武汉锅炉厂的财务主管，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贫下中农的成份可吃香了，是革命依靠的对象。如果女儿是地主成份的话，这么复杂的关系，社会主义的财政大权不可能由她丈夫来掌管。正好自己的亲生母亲是真正的贫下中农，特意从武汉赶来认亲。　　游友生在解放前就一贫如洗，土改时期就被作为重点对象来进行培养。在一次剿匪临行前，让他跟工作队一起出发，还没走多远，就装肚子痛去不了。终归是怕有危险，不想去，被队长一眼看穿，再也没依靠他。这件事情还是他跟我们吹嘘出来的“我不装病，坚持下来，现在也是一个干部”。　　不管如何，贫农成份是千真万确的。这次女儿来认亲，就是要大队开出一张父母是贫农的证明带回去。这攸关他们的“政治生命”。　　这么“体面”的女婿，也屈尊到这么破烂的家里，坐在灶前帮忙烧火，还一口一个“爸，妈，兄弟，弟媳”叫得甜。　　住了几天，也在大队开好证明，他们带父亲及母亲、“妯娌”一同前往武汉去见见世面。回来后，“妯娌”还跟大家讲她平生第一次坐火车的情形：“火车里就像房子一样坐得舒服，比我们家的房子亮堂多了。坐在火车上还听见‘猪婆’的叫声，我想火车上怎么还养了‘猪婆’？那不还有猪崽子？就到处找也没找到。”　　实际上这是火车鸣笛和停下来“呼哧”的响声，“妯娌”无知地认为是“猪婆”的叫声。她还把在武汉城里居住的那段时间里出了不少的“洋相”也告诉大家，把这些乡下人笑死了。这也是游友生家人唯一一次难得在众人面前“出彩”的机会。　　这位认亲的女儿拿着“贫农”成份的证明跟新认的家庭热火了一阵子后，就再也没在游家出现过。据他的弟弟游长财告诉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任何联系。再说以后成份问题也不怎么讲究了，继续跟这么穷的人家扯上关系会拖累一辈子，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相比较外面的世界，我们这里还是较“闭塞”。正是有这些下放人员的到来，慢慢让大家有所了解。其实大家连真的火车也没见过，只是在电影里看过，能坐上火车，那确实让人羡慕不已。　　说实话，我们村还是比较穷的。住的房屋都是过去留下来的老屋，几十年来没有谁家建过新房。最老的房子“大夫第”也快有三百年的历史了，这里是我们队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当时大家的思想是能吃饱饭、不超支、手上有几个“活钱”、过上太平的日子就心满意足了。都说是“穷则思变”，可到底怎么变，一时还真没办法。家家户户可以养猪，那时提倡“一亩一猪”。要养到121斤，才达到“预购”标准。那起码得养上一年才成。另外养些鸡下蛋，也可捡些油盐钱。　　如果谁家的孩子“说亲”，那得给女方彩礼钱160元，也是不小的数目，还得做20套新衣裳，如果达不到数量，可以用钱进行折算，媳妇才会进门。这比“三年困难时期”进步了不少，那时定亲的定礼只要20斤“葛粉”就成。　　葛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上有黄色细毛，根肥大，叫葛根，可制淀粉。“葛粉”是用葛根磨成粉后，用清水过滤沉淀后，再晒干而成。当年是饿得难过，满山遍野的人去挖葛根，有20斤“葛粉”炒熟后用开水调成糊状用来充饥，那确实可抵挡不少时日。　　上房的游二俚媳妇进门又不一样，正赶上开展“移风易俗”的运动，一切从简，严禁大操大办婚事，从娘家扛一把锄头走到婆家，象征着要做革命的生产伴侣。如果是手戴“桃柴箍”（手表）有工作的城里人来乡下“说亲”，这家女方那可是面上有光，真的是“喜上眉梢”，一切都可商量。　　那时还是“媒妁之言”，基本上是大人作主。看男方的长相起码要对得起观众，人要肯干不偷懒，家中大人无负担，家道稍微殷实就行，至于房子有住不讲究，家具就是“三弯床”，一种过去的老床，床眉上三道弯，以及简单的梳妆台而己。　　家中一切事务都归大人作主。媳妇就得服婆婆管束，等到大人年龄大了，才会正式“交权”。　　其实“交权”也就分分钟的事情，有存款交存款，有钱交钱。农村的老人到了快六十岁，都会主动进行“权力交接”，让儿子有个“主事”的适应过程，趁着“老子”还能动弹及脑子清醒，实现“软作陆”。彭才生就是这种想法，他家道殷实，把所有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儿子彭贵龙。儿子接手，从中抽出二百元钱返还父亲“零用”，一家人皆大欢喜。有些不孝顺的“照单全收”，一分也不漏出。还有些人家无钱可交，只是交“权”。“权力移交”的父辈们都还得“俯首甘为孺子牛”，照常出工挣工分，只是无需管事。从此以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才有了“自主权”，家中的一切规划由儿辈们操劳。全家人都为能过上幸福生活，齐心协力，省吃俭用共同努力。

我的知青岁月（12）■作者：游海波　　这一段时间，农活不太紧张，我抽了一天时间去县里的“内务组”，问问我和弟弟的下放费怎么还没来？其他“知青”都已经领到手了。我们这里的“内务组”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办公室，也算是当年的“知青办”。他们解释说：我俩的下放费跨了地区，要由省里进行调拨，时间会长一些，让我耐心等待（实际上没多久就领到了下放费）。　　正在这时，走进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将介绍信给了凃组长。并说：“我是贵州省公安厅的，请问‘九都游家’在哪里？我要找游天池这个人。”可这里的人都不知道哪里是“九都游家”？这是很早以前的一种叫法。那时是用“都”来区分较大村庄的位置，我也是听老人说我们游家为“九都”，还有其他地方叫“八都”。看着这位女干部着急的样子，我说：“我知道九都游家在哪里？我就下放在九都游家，是在去鹰潭的路上，属红旗公社管辖。从县城过去大概二十里路程。游天池就下放在游家村。”我跟这位女干部作了详细介绍。估计她第二天就会坐车去游家村找游天池。　　我的事办完了，也就走出了政府大院。沿着西街一路的石板道路向东走去，过了十字街口再往前走上二百多米，上个坡就是“太平桥”了。　　太平桥始建于唐乾符年间，旧为浮桥。这座在南宋嘉定年（1212年一1219年）修建的石墩桥，立叠石十三墩，架屋六十四楹，当时名为“万寿桥”。后来多次被毁又重建。元代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募建，改名太平桥。到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太平桥遂改名“留衣桥”，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据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建昌府志》记载：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山东的乐安人随藏珠任建昌知府。他廉清严厉，生活俭朴，既廉洁又有能力，勤政爱民，亲自审理诉讼，郡民称颂他为“百年来所仅见也”。任职不到一年，政声卓著。离任的那一天，郡人拉道挽留，随知府于是在太平桥解下衣裳给郡人留着记念。到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太平桥遂改名“留衣桥”。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6月上旬，为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将西段二、三拱炸毁。1949年5月10日，解放军在太平桥东头与守敌展开激战，最后攻克南城。解放后，太平桥经过修整。如今桥下还是碧波荡漾，我在桥上待了一会，离开了这座见证无数历史事件的古桥。　　后来，我在街上转了转。随便吃了点东西，走到北街，在城门口帮乡亲们买了点水酒药，顺便自己买了几双草鞋，省得干活打赤脚烫得难受。这座北城门还保留完好，宽度可供两辆汽车同时通过，高度也有一丈六尺左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过的高大城门，以前在兴国县见到的城门小很多。南城县是“西汉古邑”，在汉高祖五年，曾辖今南城、南丰、黎川、广昌、资溪、临川、崇仁、宜黄、乐安等县及东乡县一部分。　　看着太阳西斜，开始步行回家，走到太平桥时，太阳就要落山了。回家的队伍浩浩荡荡，挑箩担的、扛东西的，还有空手走路的，占据了整个公路，足有一百多米长。当年交通不发达，一整天也难得见二、三辆汽车通过，特别是下午以后，更别想见到汽车的影子。乡下人来城里都是步行，跟我同行的是反帝村的一个村民，一路说着话，倒也不觉得寂莫，过了湖东村已经走了一半路，天完全黑下来了。很多是就近的村民，回家的队伍越走越小。我们靠着微弱的亮光往家赶。　　第二天，我以为那位女干部找游天池会有什么重大事情，可是一切依然如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贵州省公安厅派人找游天池到底为什么？这是我心中的一个谜团。　　游天池这个人大概四十多岁，个子较高，人长得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穿着新蓑衣，意气风发的去出工，整天都高高兴兴的，好像心甘情愿在农村长期干下去，跟一般的下放干部完全不同。我真看不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下放来游家，是因为他的老家就在这里，还把在贵州园林所工作的老婆和孩子一并带来。老婆被县里安排在并不对口的城郊“万年养猪场”上班，因为这里没有园林所。孩子跟母亲在一起，游天池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在游家吃住和劳动。他“宁愿吃江西的大米，也不吃贵州的玉米”。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我们不得而知。　　几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跟游天池在同一个队而且跟他关系极好的游良保谈及游天池的事情，才得以把迷底解开。游良保说：“游天池不是下放来的，他是自己走回来的，根本就没有安排他下放。当时组织上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档案中查到‘九都游家’派人前来查找，劝他回去。”难怪我见到的那位女干部不知九都游家在哪里？　　游良保还说：“天池是师级干部。”我估计他在公安厅应该是个不小的干部。游良保还说：“他自行车骑得特快，不然他早就没命了。一个劳改释放犯，是在他手上抓获判刑的，出来后到处找他报仇。用大棒往骑车的天池头上砸去，游天池骑得快，还是把后面的自行车架子砸烂了，人侥幸躲过了一劫。后来，他就带着全家回到游家。”文革初期那个时候，“公、检、法”已经被砸烂了。　　游天池在农村干到1973年，贵州省公安厅直接开小车到游家村来接他回去。再说老婆也坚决要回贵州老家，他没办法只好同意，东西全部由火车托运。后来安排在贵州省监狱任监狱长。找他报仇的劳改释放犯，又关在他的监狱服刑。人生的路就是这么艰难曲折，好人总会有好报，坏人总是没有好下场。　　山里的一季稻也开始抽穗，野猪很快就会过来光顾，如不采取防护措施，那将颗粒无收。这里历来的做法就是进行驱赶，我们叫“狩野猪”。在农田的边上，用三根木头搭成三角架，成为锥形，周围用茅草围住，只留一个二尺多长及一尺多宽的口子，人可以钻进去就行。里面可供两人躺着那么大，地上垫上稻草作为睡觉的床。在这“天当房，地当床”的日子里，要狩到谷子成熟及收割完为止。　　生产队会安排每两人一组，田堘塅、麻田、蛇形岭共有五、六个狩点，没过几天就会轮到一次去“狩野猪”。一般是吃了晚饭，太阳还没落山就得出发，到第二天天亮后才可离开。大家都会带好柴刀，一是防身，二是砍柴，每次狩完野猪都会担一担硬柴回家。　　这天轮到我和彭贵龙一组去田堘塅“狩野猪”。这里虽然不是一季稻田，但地处山边，还是时有成群的野猪下山来捣乱，也需要前来守护。猎户曾经在这山上打到一只三百多斤的野猪，拿到近处的程坊村来卖肉。光猪头就有二十四斤重，我看到猪皮有一公分厚，就拿柴刀在猪头上砍了一刀，竟然没留下一点痕迹，反而把刀弹回来了。我花上四角钱买了一斤野猪肉，像牛肉一样都是瘦肉，吃了这种肉，晚上浑身就像针刺一样难受，可能野味太燥火。　　我去“狩野猪”，由于在家耽误了时间，太阳已经落山很久了我们才出发。我们叫彭贵龙为“龙俚”，他是武装基干民兵，他说带枪去，我说你想带就带吧。他挎着半自动步枪快走到窝点时，已经完全看不见。我想试试他胆子到底有多大，故意走在后面，然后躲起来，看他有什么反映？他发现我不见了，就急着叫我，我没吱声，后来他带着哭腔喊“海波，快出来！你别吓我！”其实我就在他身边几米处。他见到我出来，赶快钻进窝棚，抢占里面的位置，不敢睡在门口。看来这个年轻人的胆子真不大。　　在这个荒郊野外，田野旁的山边，孤零零的一个窝棚，又没有月光的晚上，四周真的是万籁俱寂，唯一的响声就是耳旁山蚊子不停的嗡嗡声，搅得你不停地拍打。还得不时地注意田里的动静，大声吆喝几句“哟嗬”，来驱赶野猪，一次起码得不停地喊上好几分钟才行。整个晚上得吆喝七、八次上十次。如果田里的稻子被野猪糟踏了，那你可得吃不了兜着走，会被队长骂得狗血喷头。这可是全队人的粮食，没有人不尽心尽责。　　整个晚上别想停歇，有时一声野兽的叫声，真的让你毛骨悚然，精神高度集中，一晚上非搞得你精疲力尽不可。凌晨四点多钟，天快蒙蒙亮，就得准备起来，抓紧时间砍一担柴火。天完全大亮了，才可担着柴火兴匆匆地回家去。　　

我的知青岁月（13）■作者：游海波　　山里的一季稻成熟了。晚上召开社员大会，准备第二天正式开镰，麻田的稻谷靠近外山，气候各方面使稻谷更快成熟，决定先从这里开割。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大队人马奔赴麻田。去麻田山高路远，大概有八、九里路，笨重的打谷机根本扛不过去，只好沿用传统的禾斛来脱粒。　　禾斛是农民用了千年的脱粒农具，呈方锥台形，口大、底小，上面开口，大概一米二见方，下底钉上厚木板。每个角有交口把手，便于提携推拉移动。禾斛内半中央对角有个卡口，用木棍插在里面，就可扛在肩上运走。　　我们各自带好禾镰刀，担上箩担，并带上装好中饭的“食筒”就出发了。　　到了地头，按照惯例，坐架在箩筐的扁担上先抽会烟，提提精神，接着就动手了。割禾跟外山都是一样的，只是打谷不是用打谷机，而是用“禾斛”。社员告诉我要紧对禾斛角，然后将双手抓紧禾把高高举起，用力摔打在禾斛内边上，谷粒就掉在禾斛内了，还必须抖动一下，再提起来打下去，这样谷粒就不会撒得到处都是。看来做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讲究和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山里的稻子长势比外山要差，可能是日照不足，温度偏冷及肥料不足的原因造成的。亩产比山外要少一百多斤。我们每人要割完一担谷，才能收工，往往是下午四点多钟以后才能回去。　　一季稻的收割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蛇形岭”下那一大片田地要割好几天。从麻田过去还有五、六里路。当你担着一担谷子往回走在狭窄的田堘路上，一定要把握平衡，站稳脚跟，走在蛇形岭湿漉崎岖陡峭的山间小路时，更得小心翼翼。肚子已经饿扁了，肩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山路还没走到一半，心里反复地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希望能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支撑着我继续前行。没办法只好咬着牙，憋着劲，顽强地支撑着，一步一步艰难往上攀登。每个人都喘着粗气，有些人还累得喊出“哎哟，哎哟”的声音，试图减缓肩上的压力。不停滚落下来豆大的汗珠，模糊了我的双眼，前进的路一片渺茫，幻想着能有个城里扫厕所的工作也心甘情愿去干。上到山顶再往下走一百多米，就停下来歇一下，这里有泉眼，大家都过去喝点水，补充些能量，积蓄一点力量再走。下面的路都较平坦，没什么大坡，基本是下坡了。　　蛇形岭艰难攀登的场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少年来，那种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这种不畏艰难困苦的意志力，也造就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其中的味道，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光去慢慢咀嚼和回味。　　一季稻终于收割完了。二季稻田也开始抽穗了，看水员严游毛把稻田的田缺挖开了，让水流干，进行“晒田”，让田里尽快晒干，为二晚的收割做好准备。　　实际上二晚的管理更加麻烦，光打虫药就比早稻多得多。这一年的禾苗长势都好，旱地栽种的棉花也应该算是丰收年了。其实农民就盼着一年能有个好收成，能吃饱饭就行。　　实质上，我们经过这大半年的农村生活，也改变了很多的观念，跟农民的想法相差无几，但更企盼的是平安，都说平安是福，全家人能平平安安团聚在一起，就是幸福。　　我这个奢望恐怕一时很难实现，父亲已经和我们失联大半年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在这段焦虑牵挂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母亲都会想起父亲，总会感到难过，担心父亲的安危，担心我们生活的艰难，她要硬撑起这个家。在这段特别难熬的时光里，我几乎每天晚上要陪伴母亲坐到很晚才去睡。或许因为我的陪伴，母亲度过了最苦难的日子。她跟我说：“你爷（父亲）这么久都没消息，怕是不在了？”母亲以为父亲已不在人世。听到这话，我的心都在泣血，强忍着安慰母亲：“没事的，问题总会搞清楚。”我的心何尚不焦虑？既要承受和大多数知青一样的艰难困苦，还要面对心理的无尽煎熬，确实使人身心疲惫。这种磨炼铸就了我忍辱负重的坚强性格。　　七、八月份以来，中苏边境又不太平。搞得老百姓心里一直不安，传说苏军的坦克钢板特厚，非常坚固，用一般的火炮很难将其摧毁。万一挡不住，那怎么得了？搞得人心惶惶，心中又更添了一种焦虑。　　8月28日，中共中央命令：全国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大中城市开始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大队来了五、六个县武装人员，这次可是带了真家伙下来，大家都亮出了崭新的驳壳枪，互相在比试。难道我们真要做好战争的准备？老百姓也特别关注当前的形势，现在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天注意收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特别关注中苏边境的动态。但我们始终坚信有伟大的领袖掌舵，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解放军一定能保卫祖国！祈祷国家快点强大，人民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形势越来越紧张，下达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围绕这个指示精神，万一出现了荒年怎么办？我们大队由下放七队的梁医生等人正组织试生产“代食品”。　　那天，我经过大队门口，见架了几口锅，不知是干什么的？走近一看是在生产“代食品”。粱医生拿出生产好的“代食品”给大家品尝。这个直径七、八公分，厚二公分，圆圆的“代食品”，外表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梁医生问这些社员：“好吃吗？”大家都说：“不好吃。”这种食品的主要成分是细糠和野菜，放点食盐混合而成，经过铁锅烤熟，确实难以下咽。梁医生这声问，成了她以后挨批的证据——故意问人家“好吃吗？”回答肯定是“不好吃”，以达到破坏“备荒”的目的。　　1969年10月17日，副统帅发布了“一号命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战争似乎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一些领袖人物和党政干部及其家属被疏散到外地。此后在两个多月中，一些高等院校被撤并，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的高等院校被外迁。　　我们这里虽然离中苏边境差着十万八千里，紧张的气氛却是有增无减，好像战争很快就会来到身边。民兵加强了训练，我们基干民兵同样没闲着，拿着半自动步枪练习“拼刺刀”的各种要领。大家心里想着，苏联人个个都人高马大，我们个子比他们矮，拼刺刀怎么拼得过人家？教官说：就对准他的下半段身体刺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要有战胜敌人的信心。　　我们虽然每天练着，还不知能否派上用场？晚上大家睡得正舒服之时，半夜时分，广播喇叭突然响起来：“听到广播后，所有民兵立刻赶到大队紧急集合，武装民兵带好武器装备，赶快集合。”急促的喇叭声使我们的精神高度集中，难道战争就来到了吗？带着满腹的疑问我迅速地赶到大队。　　大队门口唯一的一台拖拉机，已把斗子卸了，车子已经发动。民兵营长游银孙背着铁把冲锋枪，招呼大家赶快集合，跟着拖挂机往前走，然后自己追赶前面的队伍去了。大队主任崔玉生、游冬元等都挤在拖拉机驾驶室里，我们排成四路纵队跟在拖拉机后面，往潭市桥的公路上进发。其他队伍都在那边汇合，大家汇合后，一起往鹰潭方向前进。我始终没见到武装民兵，听说早就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了。天空中好在有月亮，凭着月光前行。这时，见早就走在前面的拖拉机，又从队伍的右前方返回来了，根据战时要求，不准开车灯。过了不久，拖拉机又从后面急速地向前开过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清楚，紧张的气氛骤然升级，搞得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我们到底要开赴到哪里？心里根本没底。队伍中没人敢说话，只听到沙沙地脚步声。　　东方出现了鱼肚白，终于到了黄狮渡，见到了公路边“黄狮渡大捷”的纪念碑。“黄狮渡大捷”是红一方面军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之金溪战役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歼敌第5师周浑元之第13旅大部，俘敌旅团长周士达以下1000余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先头战役的重大胜利。　　不知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大队人马集中到一个很大的空坪上。这时天已经完全大亮，到处都是民兵，简直是人山人海，不止上千人吧。有的大队正在埋锅生火做饭，我们大队还没接到命令，是等？是走？也不知道。最后命令下来了“拉练结束，各自回去”。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不是真的上战场，只不过是一次演练而已。看来这次的效果还不错，集中迅速，行军路上没惊动任何村庄，做到了悄无声息，符合实战要求。如果敌人胆敢来犯，一定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定叫它有来无回。

我的知青岁月（14）■作者：游海波　　二晚已经成熟，很快就开始了秋收。这次收割比较从容，不像“双抢”那样争分夺秒，而且田地已经晒干，打谷机的移动也更容易些，腿脚不会陷入泥里，天气也没那么热，大家出工都是平时的正常时间。担在肩上的谷子稍微轻些，是因为没有沾上田里的水。　　二晚的谷子都基本交了征购粮，农民不是不喜欢吃晚米，其实晚米更好吃，口感很好，但不出饭。同样重量的米，早米可煮出五碗饭，晚米只有四碗左右。农民那时只求吃饱，主要是先解决温饱问题。　　我们很快就要彻底融入农民的行列，一年商品粮的过渡期也快到了，马上就要“断供”，改吃农业粮。明年上半年的口粮不久就会发下来，我想总得有个装粮的谷仓吧？母亲说我公公留下的谷仓寄放在舅舅家，立马到舅舅家拿来了被老鼠咬得无数个小洞的旧谷仓，重新放在楼上自己组装起来。这是一个分隔成左右两仓的木质谷仓，各有一个可拆卸的一块块镶嵌的木板仓门。把一些小洞用木板、铁皮钉好，这样还可以用，能装三、四千斤谷子。我们的谷子都是拿到祠堂内的机米房去，用机器机米，既有米，也有糠，糠可以养猪喂鸡。　　这一段时间，社员们都会利用收工时间去砍柴。农村烧的都是土灶，特别适合“叶柴”。所谓“叶柴”，就是把拇指粗的杂树连枝叶一起捆回家。砍叶柴也是有讲究的，刚砍下来就捆好挑回家，那是“湿”的，也重得很，人也特别累。他们采取砍倒一大片叶柴，让阳光和空气充分把水分蒸干，过一段时间再捆好挑回家，这样就轻松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砍柴的领地，谁先砍倒归谁，大家“互不侵犯”，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每家人在这个时间最少也要砍三、四十担叶柴，堆在后山及屋后各自占好的领地内，以备明年雨季有柴烧。　　本当过了这个砍柴季节，一年的农事基本结束了。有句古话“九月剁好柴，十月来打牌，十一月做冬至，十二月当皇帝。”余下的日子就等着过年。古时候的农村是“半年辛苦半年闲”。现在可不行，冬天是农田基本建设的“黄金时间”，既要在收割后的田里进行“捞沟”，还要兴修水利。那时候提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兴则农业兴，农业兴则国家稳。　　大队来了通知，各生产队先抽调一些人去湖东修“石溪水库”。留一部分人栽油菜，把田里的事整得差不多了，然后都去。最终还会留下些“老弱病残”的人对旱地的油菜进行管理。　　石溪水库是1957年兴建的，坝高16米，总控制面积13平方公里，总库容635万立方米。这次是将坝增高，库容加大。　　这天，吃过中饭，我拿着勾扁担、畚箕以及睡觉盖的东西和生产队的第一批人员出发了。基本上都是些年轻的男女社员，大概三十个人左右，快走到目的地湖东时，大家才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当官的”，我提议大家要选个“头”，并建议选桃芳为头，因为在这群人中他年纪最大，已经三十多岁了。大家嬉笑着一致同意，都觉得桃芳脑筋不是很灵光。大字不识一个，从来没主过任何事情，眼睛还有点斜视，他的眼睛没看你时其实是正在看你。这些人都觉得选这个人当“头”肯定有意思。　　吃过晚饭，大队通知各生产队派一个领导去开会。桃芳就正式走马上任了。八点多钟，他回来了，我们大家坐在湖东小学的教室里，静静地等待“领导”传达会议精神。桃芳现在的派头可不一样了，站在老师站的位置，两手撑在讲台上，双眼往一边斜视，实际上他正看着大家。一本正经地开始了工作，按照惯例，他说：“我们先唱一首歌。”他发音“天叉俚、地叉俚，不如……预备唱。”大家并没唱，而是大笑不止，有人把眼泪都笑出来了。桃芳见大家没唱，提高了嗓音继续发音“天叉俚，地叉俚……预备唱”这些人笑得更厉害了。他始终没明白这些人笑什么？总感觉自己发音没有错呀？　　实际上这首歌的歌词被他唱错了，应该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他越一本正经让大家唱：天叉俚，地叉俚，这些人越是笑得厉害。好不容易唱完了歌，桃芳才正式传达了会议精神。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对“石溪水库”进行加固和增高，扩大水库的库容量。大家就是用锄头挖山上的泥土，把它挑到坝上，增加坝高。还选派人打夯，好几个人用绳子牵着一个重石块，在号子声中一起一落，把倒在坝上耙平整的松泥夯实，我也有幸参加过此类劳动，干了一天就是胳膊受不了。有时还会推着沉重的石滚子把土压实。　　自从桃芳当了“领导”，处处以身作则，并开始挑“双担”。别人都是担两个畚箕的泥土，他却担四个畚箕，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一样。而且早出工，晚收工，不但管本队的人员别偷懒，见到别队的人站一会儿，也会大喝一声。被喝叫的人不知他是什么干部，吓得赶快动起来。实际上后来工地上还有一个人挑双担，不是像桃芳主动挑，而是被强迫的，就是单家生产队的出纳之类的人物。他没有被挑选来工地，而是在家里干活，他利用大多数男人上工地的机会，就在本队乱搞男女关系，后被抓了现行，被放到工地监督劳动，强迫他挑双担。看着他踉跄的脚步，确实也是“罪有应得”。过了不久，大队人马都来了，桃芳的“任期”也结束了。看来“知人善用”也是很重要的，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　　这次在水库待得很久，把人拖得筋疲力尽。早上吃过饭就开始上工地，中饭是把大甑饭扛到坝上去吃的，吃完饭，又接着干活，晚上回到小学校吃饭，天都快黑了。八个人一脸盆菜，都是大白菜和豆腐之类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连一点油星都见不到。偶尔也会吃一回红烧肉，拿那个经过洗脸和洗脚以及还不知做了什么用场的脸盆，得用清水多洗几遍，端着半盆红烧肉放在地上，八个人围成一圈，在喊着“吃肉”的声音中，每人只能伸一下筷子，可别乱来。在听到喊第二声“吃”的声音时，才能再伸筷子。这种“美味佳肴”得平均分吃，谁也别想“独占鳌头”。　　我们这次住得比修红光河要好些，是跟从抚州下放来的学生陈荣生他们一伙住一个房间。虽然还是睡在铺着稻草的围折上，但这是在房间里面，不必再闻尿臊味了。　　晚上我们几人会在周边走一走，说说话，放松一下心情。只是白天劳动的时间太漫长，感到很难熬。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大家的情绪很低落。大队主任游冬元在动员会上说：“我们将釆取多表扬，少批评的方式来激励大家的革命干劲，争取早日完工。”但是再怎么动员和鼓劲，其收效甚微。“长坂坡，慢慢拖”，这些人太疲劳了，也想早点完工回家去，可怎么也鼓不起劲来。就是金属也会疲劳和断裂，何况是人。　　这期间我回过一次家，去家中拿点厚衣服以及生活用品，回家看望母亲做点她力不能及的事情。跟我同行的还有本队社员严冬至。　　这天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开始步行回家，大概也有十五、六里路。一路上说着话，特别是说到现在，他认为一年累到头，没有休息时向，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手上没有一点“活钱”。“不像前几年，‘分田到户’，又自由，还可以卖点东西挣几个‘活钱’。大家都特别怀念那段时间，你真的不知道，确实好。”没想到他对“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竟有如此的留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话是不能乱说的，如果上面知道了，那是要接受批判的。　　说实话，如果真的分田到户，可能各家会有自己的打算，也可能会经营得好，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劳动力少的人家会更困难些，没有了集体的依靠，一切都得靠自己，肯定势单力薄。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们都不知道，形势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九七〇年到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文中指出“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年代。”我们满怀豪情地迎接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石溪水库终于全面完工了，离过年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家里还有一大摊事情等着回去处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各自捡好东西，兴冲冲地带着满脸的倦容，大踏步回到阔别已久的家里。

我的知青岁月（15）■作者：游海波　　几天后，年终决算出来了。大家围着会计游接龙，静静地听他把一笔笔账目进行公布：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这些人不太愿意听他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最关心的是今年分值多少？我记得是六角几分，后面的厘毫根本记不清楚。　　当时游接龙会计还说：“我们的分值能拿到六角几分还是不错的。当然跟厚坪村的一块钱分值没法比，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算来，我七分五的底分，干一天只能拿到四角几分钱，我们兄弟俩一天还赚不到一元钱。　　大家静静地听着，到底是能分到钱还是会超支？一年的辛苦终于有了结果，其实每个的人心里已经有底了。当念到我的名字，实际是代表我家的工分总计，除了所有开支，今年没有口粮支出，可分到二百多元钱，我们的价值太低了。　　其他还有不少超支户，大多在二、三百元之间，少量在四、五百元这个数字。超支多的家庭，往往是吃饭人多、劳动力少的原因。超支户在当年有个心态：“超支几百不用怕，超支一千去问天。”反正超支有饭吃，生产队粮食照发，不会饿死人。如果超支在一千元以上，那肯定还不起，只有去问老天爷要。　　其实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没有收入的，比如修水库，一分钱收入没有，但是工分还得照记。大队的义务工也是无偿的，公粮是没钱的，唯一来钱的地方只能靠卖粮食，而且收购价只是几元钱一百斤谷子。有点棉花大豆的收入而已，副业是卖鸭蛋，所有的总收入不多，而支出还不少：买化肥、农药、农具以及耕牛等等。“除了锅巴，没有闷饭”。个人又不能搞任何副业，连砍担柴卖也不允许，自留地严禁扩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厉害。我们不知如何来摆脱贫困？如何才能富起来？　　新年临近了，有钱没钱都要过年。反正生产队会杀猪、干鱼塘，家家户户分得有肉有鱼，自家有菜，照样是打年糕、做米糖、炒豆子，同样热热闹闹，喜气洋洋。　　父亲仍然没能回家来过年，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心里非常的牵挂，这种难以压抑的思念之情，苦苦地煎熬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父亲已经是第二个春节没有露面，乡亲们肯定会有所怀疑。总说他忙也会说不过去了。　　这次年终结算分到的二百多元钱，我们全交给了母亲。自从下放一年多来，我们没有得到父亲的一分钱，每月去粮站打米，都是母亲拿出钱来，其他的零星开支都得从母亲那里支出。我们没有任何的现金收入，以后全要靠挣工分来维持这个家庭，现在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农村人”。只有坚持天天不停歇地出工，希望能维持下去，年终能分到几个钱就可以了。　　年后，大队召开了“五·七战士”大会。所有的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欢聚一团。大家都希望跨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我们会更加美好！希望国家对我们这些“五·七战士”更加关心。　　这次会议除了给大家问好外，还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知识青年要扎根农村闹革命。意思就是知青可以在农村谈恋爱，结婚生子，长期在农村待下去。跟刚下放来的“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的要求，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大家都没吭声，各自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原先心里期待的美好愿望一下子彻底破灭了，我们以后就是读过书的“新型农民”。下放干部们心里也在翻江倒海，自己的工资到底还能拿多久？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　　下放还在继续，上海市长宁区1280名知识青年到南城县农村插队落户。分到我们公社的上海知青，安排在浔溪这个山区插队。那里交通不便，而且非常闭塞，这些大城市来的人，一下子到了这么个偏僻地方，可见心里的落差会有多大？他们远离父母，一切都得靠自己，这种考验也将是非常严酷的，也许之后经历的一切艰难困苦，会成为他们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县拉开了序幕。公社在天主堂召开了动员大会。会议结束时，一些人在“火线入党”。我们队的游三瘌也在宣誓的人群中。他成了我们生产队除单金祥外的第二名党员。自此以后，他的干劲更大了。　　大队最近也新增了一名革委会副主任，就是抚州地委下放来的李启中。从此以后，他还具体负责下放人员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从下放的那一刻起，就根本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有“回城”的奢望。父亲在兴国汽车中心站挨批斗，我们都被打成了“另类”，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回到家乡能过上正常人的生话，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在一起，也就心满心足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天上午收工回家，母亲在下楼时，一脚踩空跌下来，左手撑在地上，手掌骨断了。父亲的问题没解决，母亲又出事了，真的是“屋漏遍遭连夜雨”。我赶紧去“五帝殿”村请接骨的土郎中。　　五帝村现改为“反帝”村，离我们这有三公里地左右。请了当时这一带有名的接骨师傅，也就四十岁左右。他给母亲先接骨，然后敷上草药绑好。每天都会来看一下，或换药等。几天过去了，母亲觉得还是痛。二姐让母亲去南昌检查看有没有接好骨？我们也认为去大地方的医院更放心，几天后，母亲就坐班车去了南昌。　　过了差不多半个多月，二姐打电话告诉我们去接母亲并说带了辆自行车回来。我兴冲冲地走路赶到南城车站，去行包房提取了一辆崭新的28型“凤凰”牌自行车，载着母亲回到乡下。　　当我推着这辆乌黑发亮、两轮芯圈着彩色花环，听着飞轮发出“达达”响声的“凤凰”牌自行车时，不亚于现在人开着一辆“奔驰”轿车进村的感觉。乡下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母亲用年终分红的钱，花了167元买了这辆新车，解决了我们进城的难题。游家村只是下房那边的移民有一辆旧自行车，现在整个村庄有两部自行车，也可与富裕的“厚坪”村齐平了。　　我们队的备耕生产也开始了，由于去年的征购粮太多，种子预留不足，加上天气太冷，一过了年就开始下种，很多秧苗没发起来，造成了秧苗有可能不够的情况，队里决定提前去外面找秧。我的表姐夫单金样接受了任务，他让我骑着自行车载他沿途寻找。　　一路都没找到秧苗，一直找到了城里，本想“打道回府”，他说再往株良方向去找找看，我又骑车载他继续出发。到株良也没找到，再继续往前，已经到了里塔，离南丰也就二十多里地。他说里塔有亲戚，去那里住下来再想办法，并让我回去，我说干脆去南丰三姐那里，我们就此分开。　　总的算来，从游家到南丰已经骑了一百多里地。第二天三姐又请了假，坐我的车子回游家。自从有了自行车以后，确实方便多了，对面的春俚叔说我“进城就像进厨房一样”方便快捷。　　生产队今年还有个打算，听说珀玕那边的人种烟叶很赚钱，队里也想种一些做试验，只是苦于没有经验，要派人去那里取经就好。想来想去我最合适：有车方便，有文化搞得清头绪，我接受了任务。骑自行车到了珀玕，找到大队，他们带我到种烟叶的生产队取经。　　那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老农告诉了我从育苗、管理、施肥、防虫、收割一整套方法。栽种后的培土跟一般的菜地不同，畦块在八十公分宽左右，但高度比一般菜地高一些。还有打叶等的注意事项，最后的晾晒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时间快到中午我想回去，他们早已给我派了饭，吃着热情的农家饭，按照惯例，我放了四两粮票和一角钱在桌上。他们死活不肯收，推辞了老半天，我不能破坏规矩，硬塞给了他们。　　回来后，我跟队长详细地传达了烟叶的种植要求和经验。我们生产队也开始了小面积的试种，取得经验后，准备明年扩大种植面积。同时，我自己也开始试种了几个哇块，逐步摸索经验，也好拿烟叶给母亲抽，正好她已把戒了几十年的水烟筒重新捡起来，和隔壁这些中年妇女吞云吐雾地打成了一片，融洽了邻里关系，改善了生存环境。并要我也学会抽烟，平时散些烟给大家抽，跟乡亲们和睦相处。

我的知青岁月（16）■作者：游海波　　为配合全县“一打三反”运动的正常开展，公社下派了驻队干部，就是下放在浔溪石璜大队墩头生产队的傅学喜。他在下放之前是南城县城关镇建国路小学的校长，也就是后来的实验小学。自从他来到生产队之后，每天晚上都要召开社员大会，学文件、念报纸、提出些指导性意见，队长每天都得参加或亲自主持会议。　　有一天晚上队长没来，大家等了很久，会议最终没有开成。直到9点钟，满面红光的队长来了，傅学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原来他是到五、六里路开外的何家巷吃酒，把傅学喜交待晚上让他主持会议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队长后来跟我说：“我好怕他。”傅学喜给他上纲上线，又正在运动之中，你能不怕吗？　　公社为了把“一打三反”运动搞得更加有声有色，决定在游家搞一个阶级斗争展览馆。我队的下放干部龚长财、下放老师蔡挺生和我都抽调去搞筹备工作。筹备地点就在岭上天主堂旁的一幢洋楼内。　　当我们走到洋楼的二楼时，见其他人都到齐了，有绘画的全谨木和纪达老师，他们都属于下放人员。我们马上就开展了工作，由全老师和纪老师绘画，蔡挺生老师编辑，龚长财写说明文字，我暂时没分工。　　过了一会，蔡老师检查龚长财写的图片解说字体，眉头一皱，对他说：“你这样写不行，把写好的全部裁下来，另外让海波拿白纸用隶书重新写过。”龚长财是用毛笔沾墨汁随手写的自由体，蔡挺生觉得这种“龙飞风舞”的字体不够庄重，直接给枪毙了。搞得龚长财半开玩笑半发牢骚地说：“我这是打扇无风，拖累无功。”　　我遵照蔡老师的要求，用隶书体写图片的解说词，并不用墨汁而用酱红色的颜料，这样比较整齐和美观，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蔡老师看后，感到很满意，也就放心将展厅所有的文字交由我负责完成。　　实际上我在四、五岁时就在父亲手把手的引导下，开始练习毛笔字。到了小学阶段，每天都要完成几页毛笔字的作业。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到处的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全民的毛笔字普遍得到了提高。在“停课闹革命”那段时间，我跟着学校教美术并擅长雕刻手艺的谢老师学写各种字体：黑体、魏碑、隶书等，他毫无保留地教我写字的各种要领和方法。蔡挺生也看过我出黑板报的各种字体，因此抽调我跟他们一起办展馆。　　公社对这次举办展览馆非常重视。公社妇女主任吴水容不时会过来看看，了解情况，需要解决什么困难？都会大力支持。她虽然是妇女主任，但在整个公社，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　　不久，我们这里又充实了2个人进来，其中一个是县文化馆的副馆长、著名画家肖赛明，他也下放在我们公社。他的到来，“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提高了绘画展品的档次，整个展馆的部局和格调以及品味都上了一个台阶。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两层的小洋楼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　　开馆这天，全大队各个生产队轮流前来参观，接受教育。后来别的大队也派代表过来，人多的时候真的有点水泄不通，到处人山人海。这次展览的内容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对大家的触动还是比较大的。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刻也不能放松。都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时刻关注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思想问题能够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却一下子没有办法解决。全队六十户人家，几百口人，每天都要吃，仓库的存粮又不足，加之“喉咙深似海”，“春荒”提前来到了。游友生又是第一个来找队长“借粮”的人。去年分的口粮少于前年，这个“春荒”看来很难挺得过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粮”的人越来越多，仓库已经没有了存粮，粮食问题让队长伤透了脑筋。我家的粮食也怕维持不了多久，尽管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济于事。大家就这么半饥半饱地坚持着，希望队长能早点想出办法来。　　希望终于来了，经过多方打听和求助，隔壁金溪县的涂岭村同意借四、五千斤谷子给我们渡过难关，但在新谷出来后，必须如数归还。　　吃过早晚，队长带领全队人马，挑着谷箩，浩浩荡荡出发了。我们从屋后的程坊村穿过田堘塅，沿着过去的“通衢大道”，向目的地进发。整个借粮队伍有三、四十人之多。我挑着箩担走在队伍中间，看着大家无精打彩的样子，就像刚从战场上败下阵的兵一样，有气无力，慢吞吞地向前移动。不到20里路，到达目的地都快接近中午了。　　涂岭村不大，村中有一个小学校，走出一个女老师正跟社员说话。得知她是知青，这些人说我也是知青，她眼前一亮，后听说我是江西本地知青，又感到很失望，怎么就见不到一个上海家乡人呢？她已经很长时间只身待在这“穷乡僻壤”，思乡之情可想而知。　　已经快响午了，我们想肯定在这里吃中饭，队长可能早有安排，会计游接龙也跟大家一起来了，估计会让他“主厨”。　　接龙会计也是村里的“一级厨师”，凡是乡村有“红白喜事”，都有人请他上灶，大队开会也由他“撑勺”。在这“春荒”时节，又在外县，我真想不出他会给我们搞出怎样的“美味佳肴”来？　　终于从厨房扛出来一大甑米饭，香喷喷的饭香立刻飘过来，大家瞪着饿狼般的眼睛，赶快拿着借来的蓝边沿的大碗直扑饭甑。有人等不及了，先盛一碗饭，很快就干光了，接着又盛好第二碗饭，还不见菜上来。　　正在大家望眼欲穿之时，接龙端着一个大脸盆出现了，当脸盆放在地上时才看清楚，这哪是菜？分明是加了盐和酱油的饭汤。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有饭吃，还有这点能下饭的“菜”就可以了，哪有这么讲究。我一连干了五大碗，怕要一斤三两米才做得出这么多饭来。都说是久旱逢甘霖，终于来了“及时雨”，久饿的肚皮，看见雪白的米饭，大家都狼吞虎咽，非把它撑破不可。　　中饭后，稍事休息，等这些快把肚皮撑破的人缓过气来，才挑着担子去仓库领粮。每个人也只挑一百一、二十斤左右，因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吃饱了饭的社员，精神抖擞，挑个百多斤，根本就不当回事。我也挑了一百一十斤，感觉还轻松。大家说笑着，一路你追我赶，越走越快，就像打了胜仗归来的战士，士气高极了，比上午提前大半个钟头到家。“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真正有了切身体会。　　粮食有了，“春荒”不再是问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生产队光解决吃饭的问题还不够，得解决吃肉的问题，那就得养猪。我们队也确实养了几头猪，今年还准备多养几头。光供它们吃就很不容易，每天都得喂食，地里也确实生长不赢，这里的乡下人通常会借助“水浮莲”进行补充，有些农户就把它作为主食给猪吃。　　“水浮莲”是一种像莲花一样的水生植物，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繁殖生长极快。这里的社员每年都会把它放养在鱼塘里，用竹子围成方格进行自然水养。“水浮莲”一遇到寒潮，就会慢慢凋谢，难以留种。　　后来我们打听到抚州上顿渡那里有“水浮莲”种苗卖，如果提前买来，等到别人刚放养种苗时，我们就可大量采收了。问题是这里到上顿渡有六、七十公里路，交通又极不方便，如何能去还真麻烦。　　大队知道情况后，告诉我们正好拖拉机经过那边去拉货，同时也让其他队的人一起相约去买“水浮莲”。我们蹲在拖拉机斗子里，迎着寒风出发了。　　跟我一起去的有四、五个人，其中还有一个“专建”下放在潭市桥的老王，我没想到生产队怎么会抓他的“公差”。可能这种外出的事情要找一个比较精明的人才行。我去“出差”，本身就是出纳“份内”的工作。　　在上顿渡下车已是下午时分，恢复了一下被风吹冷的身体，步行去目的地买种苗。这里是温泉出水口后面的一口大塘，养满了“水浮莲”。我们谈好价钱，卖主穿着“海裤”下水捞“水浮莲”，我也打赤脚下到半膝深的水边一起捞取。　　他们拿着一只像木炭篓子一样的篾筐，把“水浮莲”装在里面，装好后，连筐一起重新浸在水里，用秤先勾好，然后迅速提秤称重。哗哗的水刚开始流出，还没流尽，这边就称好了，实际上一大半是水的重量。我和老王说这怎么行？水都没漏干净，我们是买“水浮莲”又不是买水。他们说“你要就是这种称法”。我还真不想买，但来一趟也不容易，如果“无功而返”还真不好交差。我和老王商量了一下，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还是忍了。每个人都买了一蛇皮袋种苗。　　事情办完了，如何回去又是个问题，我们决定拦过路车到抚州再说。坐上了去抚州市区的班车，每个人都买了票，后来就在抚州去南城的交叉路口下车，想在这里碰碰运气。等了大半个钟头，还真见到去南城的便车，我们蜂拥而上。其实大家的肚子早就饿了，周边一直没见到饭店，只得忍饥挨饿硬撑着。车到了南城和去鹰潭的分路口，我们都下了车，只能步行十多里路回游家，到家已是晚上9点多钟，用开水淘了一碗饭，三下五除二解决了问题。

我的知青岁月（17）■作者：游海波　　今年春插，因为担心秧苗不够，队长要我们别一兜插一大把，“得省着点”。春插任务虽然完成了，这么“省着点”，会不会影响产量？我们也不知道，只有天晓得。　　农村的事就是那几样，插秧、收割等农事活动。自插秧以后，农田管理得跟上，接着就是“双抢”，又把大家搞得筋疲力尽。反正我们也适应了这种生活，在别人面前已没有了任何优越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了不变的生活规律。　　今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公社将不再抽调人员去修水库，因为各处的水库也修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考虑搞自己的“基本建设”。　　我们队在“单坑”有不少田地，主要靠“单坑水库”进行灌溉，由于年久失修，库内淤泥积压，造成库容减少，影响蓄水。队里决定自己清淤扩容，坝顶增高，出水口重修。这就涉及到需要水泥这个紧俏物资。　　我在大队开好购买水泥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直奔县城。到物资局给了介绍信，他们告诉我，目前没有水泥，过一个星期再来。　　水泥是国家控制物资，不是随便可以买的，即使有合法手续，还得有货才行。好在我们提前来办了这事，留有充分的时间，不必停工待料。货到了以后，我很快就办好了提货手续，让大队拖拉机给拉回去了。那年头办事还是比较正规，没有“吃拿卡要”的情况发生。　　清挖库泥，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儿，库底还有少许水未排干净，一担库泥有上百斤，也确实难以坚持。这是一个“长线”的投资，虽然每人照常记工分，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但对以后的农业生产有好处，可确保水库多蓄水，有利灌溉庄稼。这次修自家的水库也花了不少时间，光清淤工作算起来也有二十多天了，最后完工的时间也不短。今年终于有时间给自家的生产队办一件实事。　　大队也在办实事，我们村去潭市桥经过的一条小河，一直是一条木竹搭建的一米多宽的小桥，虽然可以骑自行车通过，但到了汛期没人敢过，特别是今年，大水冲刷着小桥，几乎要把它冲散架。正好我们这里下放了不少“专建”人员，对这种建筑并不陌生，另专门请了两个工程技术人员前来测量指导。　　这天我到岭上的天主堂，见着下放的老马已画好一个半圆，直径恐怕不少于十多二十米，我不知道他们画这个东西干吗？就像我们做几何作业一样。不知在天主堂的地面画这么大个半圆有什么用？他们还告诉我们注意脚下别乱踩。到后来才明白，这是在画桥拱。让木工按1：1的规格弧度制作木模。大家土法上马，自己动手，木工来了就根据地面图的大小做木模，也就是“照葫芦画瓢”。民工也是各生产队抽调来的人员，本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这些人全部作为“义务工”，大队可以不给一分钱工钱。　　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民工负责完成土石方的任务。那时破除了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认为墓碑石是封建的东西，也应做出新贡献，山上到处的墓碑石成了造桥的好材料。只要见到墓碑石，就撬下扛到造桥的工地，堆得像小山一样。　　近处的墓碑撬完了，远处的也开始搞过来。我曾祖父游松林的墓在后屋山上，下放时勇徳叔告诉我，这是松林公的坟，碑石上游松林几个大字还清晰可见。这里离造桥的地方有二里多地，什么时候被撬了也不知道，以至于后来清明时不知具体位置，根据大概方向，只能对着天空说：“太公，我们来看你了。”胡乱打一挂爆竹而己。随着时间的推移，杂草丛生，树木成林，新坟叠起，就更不知道准确位置。　　我们终于有父亲的消息了，二姐来信，听兴国汽车中心站来南昌开会的人说，父亲可能不久就会“解放”。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今年是第三个年头。知道他还健在，我们心里多少有些安慰。不知他过得怎么样？我跟母亲商量，想去兴国看望他。母亲也认为应该去看看，看他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很快就赶到了南昌，跟姐夫和姐姐说了我的想法。正好第二天隔壁的王师傅要拉一车货去兴国，这确实是“天赐良机”，我坐上王师傅的大货车出发了。　　当年全省的公路全是砂石路面，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三级公路。从南昌到兴国得走两天才能到达，在路上还得住一晚上。特别是快到兴国崇贤那一带尽是大山，山下还有民兵背着长枪站岗。王师傳还说“枪里怕是没有子弹吧？”　　然后是“九曲十八弯”一路上坡，汽车喘着粗气在“负重前行”，我们就像在云里雾里一样，天空离我们很近。难怪当年会选择在这里闹革命，连绵不断的大山，随便把队伍往哪个山里藏起来，根本就找不到。　　我们一路说着话，王师傅还跟我说“拉这车货的运费有900多元钱，2天时间就可以赚到。我们干一个月也才三、四十元钱。”感觉“公家”赚钱很容易，我们个人赚钱真的很难。　　等我们赶到兴国汽车站时，已是吃晚饭的时间。王师傅说先不吃饭，赶去卸货，并交代要我让父亲跟食堂说留饭给他。听说父亲在食堂“劳动”，我去食堂找父亲。当我走到食堂里面的大厨房时，正见父亲蹲在地上剁“猪菜”。我叫了声“爷爷”（我们叫父亲为爷）。父亲放下菜刀，马上站起来看着我，完全想不到我会去看他，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才看清楚，他左胸一块非常明显的白布做成的“胸牌”，是用毛笔写的“三开人物”。我一下还不明白，他怎么就成了“三开人物”？“三开”是什么意思？是三个时期都吃得开的人物吗？　　抗战时期，父亲是个热血青年，面对凶残的日军大面积南下，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上级已下达“撤退”的命令。父亲是南城车站的职员，负责疏散“难民”。有些职员早就跑了，他是最后一个仍在坚守岗位的人。只到最后一班车离开，而且车里已经挤不下去，只得爬到行李架上“高架撤退”，随后才毁路炸桥，阻挡日军前进的步伐。在新余车站，同样也是最后一个“高架撤退”。　　父亲对待工作一贯认真负责，生怕被“裁员”把工作丢了，一家人的饭碗就没了，工作是老老实实，从不偷奸耍滑。就在宁都县解放前夕，很多人都跟着黄镇中上了翠微峰与共产党作对，父亲躲到石上乡下，保住票箱，交给解放军，是有功之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派去画眉垇钨矿开办新车站，负责矿山物资粮食调运以及人员流动，确保矿山正常运转，确保军工物资钨砂的生产，做好后勤工作。父亲以站为家，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用过的行李标签，反过背面再用一次，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就不明白怎么成了“三开人物”？　　父亲看起来还比较精神，只是门牙少了两颗。是什么原因少的，估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明白。父亲明显苍老了许多，我不知道这几年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既远离亲人，又没有音讯，心中的思念之苦无人诉说，是一种怎样的意志一直支撑着他？母亲跟他说过，“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家人都需要你”。父亲心里还有个信念“相信群众，相信党”，才挺到了今天。　　父亲见我来了，跟旁边一个食堂的老师傅说：“这是我儿子来看我了。”老师傅说：“那你去吧。”我跟父亲在一起吃了晚饭，然后走出食堂，往他住的“养路段”走去。进到养路段楼下，父亲带我到大厅西边的“上房”门口说：“我们都住在这里”。　　望着昏暗和潮湿的大房间，没有见到一个人，估计还没有收工。父亲告诉我，这些昔日的站长、书记等老革命，现在不要住车厢改成的“牛棚”，而是挤在这间大房间，生存环境会好一些，可以出去参加劳动，那种“疾风暴雨”的批斗已经过去了。　　然后，我们再往冷清的街上走去，我买了一筒月饼，是四个包在一起的，拿在手上往回走，今天是1970年9月15日，也是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我们没进他住的地方，而是一直走到车站，本想在候车室坐一坐，免得影响那些“老革命”的休息。可是车站大门已经关了，只好坐在车站门口的台阶上。我让父亲吃月饼，他吃了一个，那三个一直捧在手上。　　天空阴沉沉的，没有月亮。在这万家团圆的欢乐时刻，我和父亲就是在这种无处栖身、冷冷清清的地方团聚了，四周一个人影也见不着，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是分开三个年头的第一次见面。　　我忍着心里的凄苦，告诉父亲家里的情况，特别是刚下放的时候大姐、二姐、三姐都没有任何音讯。通过后来与南昌二姐夫联系，才逐步知道大家的情况。这些人唯一担心的就是父亲你的情况。我还告诉他很快就会“解放”，不要太担心。　　父亲始终没有跟我讲他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所遭遇的非人待遇，总说他还好，不用牵挂。我们一直坐到下半夜，天空中才露出一点昏暗的月光，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最凄凉和最难忘的团聚。因这里交通不便等诸多原因，在天亮前，大概四点钟左右，我便坐原车返回南昌。

我的知青岁月（18）■作者：游海波　　我回到了南昌，跟姐姐和姐夫汇报了父亲的情况后，就赶回了南城。同时也跟母亲说了父亲的情况，他看上去身体还好，在食堂劳动，不再要挨批斗了，可能不久就会“解放”。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一半，慢慢等着“云开雾散”的日子早点到来。　　今年本当公社不再抽调人员修水库，各地都在搞自己的“基本建设”。我们大队的石拱桥也在钉模板。十月份又接到了县里的通知，抽调人员去井冈山修铁路，把各队人员的名单统计好后，通知去井冈山的人员在大队集合，我被通知去大队开会。所有去修铁路的人在大队隔壁的一处“大屋”就餐。　　此处“大屋”是过去有钱人家的“深宅大院”，占地怕有上千个平方米。进门后是三层厅堂，穿过过道“别有洞天”，又是几层厅堂，楼上楼下有数不清的房间。这“大屋”估计至少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公社和大队开会办伙食及会议人员住宿，基本上都安排在这里。　　去井冈山的人就餐完后，在潭市桥的马路上，停着不少大货车，都排成了一串，公社统一组织人员出发，到县城集中，我弟弟也在其列。整个南城县共抽调4000人组成“南城县民兵团”，向井冈山进发。　　这一天，我在大队开“政治辅导员”会议。上午会议结束，让我们也在这里吃饭。等我们赶到“大屋”，这些去井冈山的人都走了，连“大师傅”也跟着一起去了。我和生产队的“大银俚”到厨房找有什么更好吃的东西，见到灶上有二缽猪油。他说：“这是好东西。”放在锅里隔水蒸热，把饭倒在里面，一人吃了一碗“猪油饭”，吃到最后，在猪油里面捞饭吃，还有小半碗猪油，干脆“一口闷”。　　对于我们这些很难见到“油星味”的人来说，真是“大补”了一回。这里的社员，很多人都是吃“红锅”，就是把锅烧热，快烧红时，不放油，实际上家里根本没油，直接把菜倒下去炒。我家原先在粮站每人每月还有二两油供应，现在改为农业粮都快一年了，早就“断供”了。母亲“精打细算”，把积攒下的一点存油，只在锅里用沾着油的调羹画一个圈，多少有点“油星味”。这次“大补”还确实让人受不了，总感到肚子胀胀的，我还特意骑车到城里走了一个来回，促进消化。一下午肚子都感觉很饱，消化不了，到晚上也不觉得饿。　　过了一段时间，听送人去那里修铁路回来的人说，井冈山那里的风俗跟我们这里不一样，连个厕所都没有，这些人满山遍野到处“方便”，有些姑娘等着你“方便”完了，耙走“肥料”，搞得男人们都不好意思。修铁路的地方，每个大队一段，都是搭建临时住所，厕所肯定有限，干脆上山“方便”。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肥料”增加不少，就出现了“捡肥”的老人和妇女队伍。这些人在野外修铁路，条件肯定很艰苦，好在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经历过修水库的“南征北战”，是一支“久经考验”的队伍。　　当时我跟队长说也想去井冈山，他不同意，我是“出纳”就留下来了，和其他社员继续搞田里“捞沟”的农活。妇女及“老弱病残”们在旱地里栽油菜及进行管理。我家“自留地”也不会荒废，收了红薯的“开荒地”，全部种上油菜，争取解决明年全家食油的问题。　　这次去井冈山修铁路，生产队的壮劳力都去了一半多人，走了也有二十来天了，不知他们的情况如何？也不知到底要修多久才会回来？正在我们牵挂之时，却传来另一个好消息，父亲“解放”了。听说不久就会回家，我们真的是“欣喜若狂”。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寄托着我们无尽的思念，终于有了结果。　　没多久，南昌的二姐夫来电话，告诉我们今天上午去南城车站接父亲，他还给大姐夫买了一辆“飞鸽”牌二八型自行车带回来。我只好走路去城里，等会才好把自行车骑回来。　　赶到城里汽车站，父亲已经下了车，在候车室门口等我，我去行包房把自行车提出来，载着父亲回家，真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心情无比的舒畅。快到湖东村时，车子出了点小毛病骑不了。我推着自行车慢慢走，父亲也高兴得不得了，见到路边的小鸟也要去抓它。当快到湖东生资公司门口，在这里工作的黄寿俚，我叫他“母舅”，他过来迎着父亲叫了声“姐夫”。还说我父亲“看来很精神”。并把他的自行车让我先骑回家，等他把车修好骑来还我。他就住在我们四队仓库后面。　　父亲回到家，左邻右舍都来看过了。吃过中饭，大家在厅堂说着话，突然见门口涌入了大批人进来，父亲一看这架势，紧张地说：“做啥？做啥？”他还沉浸在过去的阴影里。我说：“没事，是大家来看望你。”父亲才又回过神来，给大家散烟，顿时厅堂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到处“欢声笑语”。是队长游生财带着全队人过来看望父亲。“亲不亲家乡人”的感觉在父亲心里有了更亲切的体会。　　这次父亲没能见到我弟弟，也是一个遗憾。父亲带了些香烟回来，我拿了些烟散给乡亲们抽，以及带了些糖果之类的东西。还拿了一张“解放”那天在兴国县烈士纪念亭照的全身像。我不知道他怎么会选择烈士纪念亭作为背景？难道是告慰“先烈”们，我没有对不起他们？我的事情搞清楚了，一切不实之词被全部推翻。我从今天起又要开始新的生活。　　父亲在家住了几天，被同厅堂对面过道旁住的游应俚吵得要命。不知道怎么回事，前一段时间，他好好的一个人成了“神精病”，搞得四邻不安。父亲跟我说：“这样下去不行，要送去治疗。我们帮家乡人做点好事，带他去南昌精神病院治疗。”根据父亲的提议，我到公社总机那里跟南昌二姐沟通，联系好南昌红卫医院，实际上就是精神病院。　　父亲假期快满了，我们带着游应俚和他的姐夫单银祥总共四人，坐上了去南昌的班车。等赶到南昌，二姐正在车站等我们，大家直接去了红卫医院，很快就办好了入院手续。晚上，我们三人在二姐客房挤了一宿。第二天游银祥就回南城了。　　我继续在南昌陪伴父亲，吃了晚饭大家在房间正说着话，二姐在兴国车站同住一室的“闺蜜”刘华英带着“未婚夫”一起来下结婚请帖，请二姐二姐夫到时去“吃喜酒”。姐姐姐夫在热情招呼他们。父亲坐着没起身，等他们走了，父亲跟我说：“她好坏。”　　我总记得刘华英跟二姐关系相当好，两人同住一室已经多年。父亲“出事”后，她搬出去了，并一反常态，特别“积极”，都是她带人对父亲进行“残酷打击”，花样翻新地“跪碎玻璃”“挂轮毂”。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仍然历历在目。父亲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一般来人都会礼节性地站起来，她这人使得父亲无法站起来。　　我是从母亲嘴里偶尔听到一两句父亲当年的情况，大多数的痛苦他都不说，一个人选择默默忍受，很多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就是怕在我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在南昌待了几天，父亲又回到兴国去了。我也回到南城，压在心中的石头终于搬掉了，心情也格外轻松，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我的知青岁月（19）■作者：游海波　　自从父亲回兴国后，我们盼望他春节能回来和大家团聚。时间在一点点过去，游家造桥也接近尾声，这些人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全身心地追赶进度，终于在1971年1月份竣工了，命名“红旗桥”，为“四五”计划的开局之年献上一份厚礼。没有举行任何的通车仪式，这是大家心血和智慧的结晶，终于解决了出行难的问题，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涨水，都可畅通无阻，车辆再也不要趟水过河了。　　修桥铺路是这边老百姓祖上留下的光荣传统，过去在张家边就有靠个人省吃俭用“拿米修桥”的故事。一个妇人看着自家门前有一条小溪没有桥，过往非常不便，她决心要修一座便桥，苦于没有资金，每天在煮饭的米中拿一把米另存起来，省吃俭用，用米兑钱，日积月累，终于赚够了钱，请工匠建了一座石板搭建的便桥。为了纪念这位妇人，大家叫它“拿米挢”。我走过这座便桥，两个厚石板拼成一组，共两组，分别架在中间的石桥墩上，连接南北的跨度在六、七米左右，宽度八十公分。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靠集体的力量，只花少量的钱就办成了大事，造福子孙后代。　　年关近了，井冈山修铁路的人也回来了。我们跟弟弟讲，父亲“解放”了，已经回家来过，现在正准备想办法调回南城。　　终于等来了一年一度的年终结算，我满怀期望地盼着分红。估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分得少些，因为要除口粮的钱，我和弟弟的底分都提高了，有8.9分，再怎么样总会有些钱进来。　　正在社员翘首等待之时，会计游接龙宣布了今年的分值为叁角贰分肆厘，比去年少了一半。大家突然鸦雀无声，这么低的分值使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数字。我干一天赚不到三角钱，两兄弟合起来也赚不到六角钱。当念到我的名字时，听到超支二百多元，头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没想到累死累活一年整，连一天也没休息过，不但没分到一分钱，还倒欠生产队二百多元。我连做梦也没想到，会这么迅速地跨进了超支户的行列，如果从此年复一年地超支下去怎么得了？以后还怎么成家？怎么养家糊口？越想越怕，真正感到了对生活的极度恐惧。　　今年的春节，父亲没能回来，这次确实是比较忙，虽然不能回来，大家心里也理解，同时，也坦然多了。　　热热闹闹的新年刚过去没几天，隔壁游应俚家的妹妹游荣秀就哭着到我家，说在南昌精神病院治疗的哥哥死掉了。我问她：“谁说的？”她说：“大家都这么说，只是瞒着她一家人。”　　经过了解，说是离我们十多里的村庄有人年前在南昌看见的，事情千真万确，说得有鼻子有眼，不得不使人相信。我们始终不相信，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医院也敢不通知家人？为了求证，我带他全家人一起到两里路外的公社总机房打电话到南昌红卫医院，并要负责人接电话。询问游应俚是否死了？接电话的领导是位妇女，她说：“根本没有的事。”事情得到了证实，游应俚家人稍微安下心来。同时我又跟南昌的二姐说让她到医院去见见真人。后来，二姐在红卫医院见到了游应俚，病情得到了控制，人又白又胖，不日即可回家。　　没过多久，二姐通知我们去接游应俚出院。我和游应俚的姐夫单银祥一起赶到了南昌红卫医院给他办好出院手续，隔着医生办公室和病区的栅栏，等着护士领游应俚出来，随手翻看了他的病历，一个跟我差不多年龄的男护士，抢下我手中的病历，神气活现地追问：“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偷看病历？病历也是你看的？”好像我看的不是病历，是“绝密文件”。“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知青。”然后他不屑一顾地说：“知青有什么了不起！”扬长而去。不知这家伙哪来的优越感？这么奚落我，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把游应俚带回家来，他们全家千恩万谢。我觉得只是为家乡人做了一件应该做的好事而已。都说是好人有好报，很快父亲的调令下来了，调南城车站工作。我们一家人团聚的奢望终于实现了。　　父亲分配在南城车站行包房，他工作认真负责，对旅客特别的耐心和热情，也非常感恩能够重新工作，只有工作让他开心。很快车站周边村庄的老百姓都知道，南城车站来了个老干部，工资最高。其实父亲告诉过我，他只相当于行政十四级干部。　　年后，我们生产队超低的分值成了公社帮扶对象，由公社派干部下来进行帮扶，时间为一年。下来的是一个公社的老干部，年龄在五十岁左右，个子瘦高，现在忘了姓甚名谁。老干部非常热心，为了帮我们队把生产搞上去，紧俏的化肥，他一开口就能搞过来，我们采购的化肥比往年翻了一倍还多。这位老干部很懂农业，给我们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有他的帮扶，今年粮食肯定增产。　　没多久，二姐挺着个大肚子来游家，准备到这里来生孩子和坐月子。农村人是不可以让嫁出的女儿来娘家生孩子，“娘家滴点红，一世都受穷”。母亲思想开放，根本不信这些，她现在有时间照顾二姐的“月子”。　　1971年3月25日，二姐的第二个儿子饶炜在游家上房的老屋出生了。是请当地接生婆黄金女接生。她没有想到接生下来的是一个“国家的儿子”。饶炜在36岁，成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嫦娥一号”卫星总体主任设计师。后来又成为“嫦娥二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并为“嫦娥三号”做着贡献。先后参与了三颗遥感卫星的总体设计，负责总体结构、总体构型、总体热控、星箭接口及大型试验等方面的协调和研制工作。荣获“科学技术三等奖”、荣立“首飞二等功”等。在航天领域不断进取，在“嫦娥三号”之后，又抽调去专攻火星计划。担任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产品保证经理，确保探测器产品安全着陆火星。这是个非常费心的工作，必须确保探测器分分秒秒都处于最佳精准状态，时刻关注探测器的运行轨迹并进行修正，确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他非常忙，2021年的春节期间，正值火星探测器变轨的关键时刻，二姐和姐夫在中央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见到了他的身影。饶炜全身心地投入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根本没时间回南昌看望父母亲。二姐跟我们说“饶炜都成了国家的儿子”，有时一年到头连面也见不到。但二姐和姐夫都是共产党员，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欣慰。　　二姐坐完月子，妹妹小荣也跟着去了南昌，帮忙照顾。妹妹其实还在读书，当时有种思潮“读书无用论”，读了书也是下放，即使休学，过一段时间还可以来读书。当年的教育规定不是很严格，妹妹去了一年多，回来又继续上学。

我的知青岁月（20）■作者：游海波　　自从父亲调回南城，他回家的机会多起来了。每当看到我们兄弟俩风雨无阻地去出工，总是担心我们的安危，特别是春季打雷的日子，更是提心吊胆。我还真的遇到过一次雷暴天气，确实让人感到害怕。　　那天我被分配到塅上去耙田，地点是靠近新造的“红旗桥”七、八十米的位置。天上一直下着大雨，我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吆喝着大水牛开始耙田，周边没见一个人。开始下大雨还能正常作业，突然雨越下越大成了暴雨，大风吹着雨帘变得“烟雨茫茫”，天空偶尔滚过的雷电声，我都没在意，继续耙田。突然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紧接着在头顶响起一声炸雷，我赶紧让牛停下别动，望着周边田里一片汪洋，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跑也跑不掉，只有杵在那里不敢动弹。浑身已经湿透了，站在水田里，也最容易导电，真的没有办法，接下来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炸雷在头顶不断地滾过，连水牛都吓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我心里乞求“老天保佑”，现在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急风暴雨肆虐了半个多钟头，才慢慢退去，后来听说在别的地方，有人被雷电击中。还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不久这里发生的一件事，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也难以让我相信。　　那天骑车从城里回乡下，骑到荆竹山坡上时，一辆军绿色吉普从身边超过，等我上到坡顶开始下坡时，只见吉普车在前方公路左边停下来，公安局长吴家础走下车，而后另一人将步话机竖在引擎盖上，长长的天线非常醒目，这里就像战时临时指挥部。虽然这些人穿的都是便装，我知道他们都是公安局的人，那时根本就没有服装。吴家础局长我认得，以前就是公社的武装部长。不知他们架步话机干什么？　　当我骑到离这里有四、五里路远的潭市桥时，路上基本没见到行人。那个年代能见到一辆小车，又是公安局长下来肯定不一般。到家把这事跟大家说了，这些人告诉我，是不久在潭市桥抓到两个偷杉木的人，被吊打得半死放回去。他们是浙江移民，住在金溪和南城交界处的移民村，听说今天准备纠集两卡车人来这里报仇。武装民兵都已经在去鹰潭的华家山上设下埋伏，守住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咽喉要地，阻止他们前来械斗。我还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现在的社会还敢搞械斗？不过流血事件没有发生，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过了一段时间风平浪静后，见到住在潭市桥的大队干部扛着一个大箱子往家搬，我说：“你搬箱子干啥？”他说：“不就是说浙江移民要来这里报仇，大家像逃难似的，把值钱的东西都搬到亲戚家去了，人也躲开了，现在没事就搬回去。”看来还真有这么回事，是不是浙江移民听到埋伏没敢过来？如果真敢过来，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的事情，特别是在农村有些事情确实让你猝不及防，想想都感到后怕。　　我们生产队由于分值太低，大家都挣扎在贫困线上，队委们也想改变现状，晚上召开队委会，并特邀我参加。队长根据社员的提议，想派人去大山里烧木炭，这样会增加些收入，能有点活钱，又怕大队知道，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还会作为典型进行批判。干吧，风险太大。不干，又不甘心。大家犹豫不决。我说：“只要不让大队知道就可以干。平时在山里烧炭，队上人不说，没人知道。出木炭选择好时间，尽量避开大队干部就可以。这又不是偷东西，有什么不行？”大家认为我说的有道理，最终决定还是干。挑好人选，确定由龚国清等四人进山烧木炭，并商讨好应给的工分，伙食由生产队全包。其实伙食就是生产队供大米以及拿点队上的鸭蛋，还有就是这几家人自带些蔬菜而己。　　这天开会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我当时是穿着海绵拖鞋，会议结束往家走，经过彭才生家门口台阶下八十公分宽的卵石小路，被旁边一米多高的围墙挡住了月光，一脚踩在了“牛屎”上。我本能地脚下一歪，有种“沙松”并不粘脚的感觉，立即反应是踩在蛇身上了，瞬间精神高度紧张，三脚两步跳开。因为在农村也抓过几次活蛇，曾经和游三林两人把快钻进洞里有鸡蛋粗细的大蛇硬拽出来，三林最后还掐着蛇脖子，见左右两颗毒牙分别象针头一样射出一尺多长的毒液。那种蛇身上“沙松”的感觉非常熟悉。我回过头，见蛇从盘着的中间伸出头来，可能是踩在了它的头部，又是穿海绵拖鞋，没把它踩痛，才慢慢散开，好像还是很毒的眼镜蛇，想想都感到后怕。　　进山烧木炭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他们带着柴刀、斧头等工具以及大米蔬菜出发了。这四个人要在山里生活几个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派一个人回来一趟，到队里带些米和菜去。时间久了没见他们下山，队里也会主动送“补给”上去。我也去送过一次“补给”。走过蛇形岭后，还要往前走3公里左右，才到达“窑厂”。不远处就是原始森林，还真让我大开眼界，周边到处都密布着三十多公分以上直径的大松树，占据了整个山窝，古树参天，高达二、三十米，真的是遮天蔽日，阳光只能透过树的缝隙洒下来。地上除了落下的松针，几乎没有生长的小树。就算是九寨沟的“原始森林”也无法跟它相提并论，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前面不远处的大山深处，曾经隐藏过躲避日本鬼子的村民。为了逃难，他们把家里的猪杀了，猪肉随便拿，不要钱，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地方藏些人也确实不容易发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作，山里已经烧好了不少木炭，他们自编炭筐把木炭装好，堆了很大的一块地儿。生产队廖加福的儿子在金溪无线电厂工作，谈好他们单位要买一车木炭。我们要求他们自带拖拉机过来拉走。　　第一笔木炭生意谈成了，马上组织人员去山里把炭挑下山，然后大家都停留在后屋的“老虎窠”水库边等候通知，就像战时穿插中的暂时隐蔽，待大队干部回去吃中饭，立即通知大家赶快趁此机会从村后的小路插到单家，将木炭装上停在单家公路边的金溪拖拉机上。这里离大队有好几里地，成功地避开了人们的视线，主要是不让大队干部知道。车子开动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我坐在装满木炭的车斗里，随车押运去金溪，并把木炭钱结回来。　　大家知道已收到了第一笔木炭款都高兴坏了。只要坚持做下去，总会有出头的日子。过了不久，抽调我去浏湖那边学习“糖化饲料”。接待我的是个下放干部，我问他：“难学吗？”他正在挑水：“你只要会挑水就可以学会。”他告诉我做“糖化饲料”的几点要领，并给了些“中曲”带回去。　　我跟大队主任汇报了情况，第二天就叫木工过来做木架子。一尺多宽，二尺多长，高二寸多，是用来装拌好“中曲”的细糠，然后逐层叠好进行“发酵”。“发酵”的温度高了要逐步错开散热，直到“发酵”完毕，呈现酒香就成功了。做成的饲料又成了“酵母”，周而复始用下去。“发酵”的过程要时刻关注，晚上也要起来“散热”，我就整天24小时待在大队了。　　我自己把刚学好的“本领”，开始“现学现卖”，培养各生产队的饲养员，教他们做“糖化饲料”。糖化饲料不仅是仔猪诱食、开食的好饲料，也是育肥猪催肥期的好饲料，有提高食欲，促进生长的作用。下房的生产队学得最好，效果最明显，猪吃了糖化饲料，就跟人喝了酒一样，整天睡觉长膘。　　杨俊泉校长还请我到徐家中学上如何做“糖化饲料”的公开课，可能是中学有这一课程。　　在大队干了一个月左右，传授了“本领”，教会了大家，我又回到了生产队，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