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F: T- k[8F: T- k[8F: T- 为何都说来自珠玑巷 k[8F: T-
陈乐素
据有关史料记载，珠玑巷有两次大迁徙，一次是在北宋末、南宋初，避乱的度岭寄寓南雄；一次是在宋末、元初，他们的子孙后代，从南雄更南下珠江流域一带。但族谱的传说记载，却把两次事件合而为一，有些说，时在绍兴；有些说，时在开禧或咸淳。至于所谓从冷宫逃出来的妃子，罗谱说是苏妃，另一些族谱，如《小榄麦氏族谱》则说是胡妃，前人已经指出，这事是从宋人说部如《齐东野语》、《咸淳遗事》 等记载演变而成。按《宋史·贾似道传》述胡妃事如下：
咸淳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妃之父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荤还宫。…… 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娘为尼。
胡妃（一说苏妃）为尼，传说借此演变为潜逃出官为游妇，随黄贮万归南雄，再构成南雄居民因此事被逼南迁的故事。这些虚构的故事，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不须穷究。但其中主要的记载，如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结伴南行一事，就很值得注意。罗贵等一行离南雄，总是在元军攻陷南雄前后，他们沿着浈水到韶州，又从韶州沿北江南下至广州，再从广州逐渐散处各地。他们途中又经历许多艰险，如麦谱所载：“遇风箪散”，溺毙男女多人等不幸事故，当是事实。
综合黄慈博先生遗稿收集到的家谱、族谱所载的姓氏，先后从南雄南迁的，除上述《流徙铭》中的三十三姓外，还有庞、康、唐、邝、丁、石、雷、孔、邓、孙、司徒、邵、任、朱、魏、程、侯、鲍、缪、房、容、潘、洗、祁、袁、姚、蓝、肖、韩、甘、林、杨、梅、吕、严、刘、关、屈、余、简等四十姓，连前合计有七十多姓。而七十多姓中，有不少是同姓而异宗的，如黎、麦、李、陈、张、何等。这样加起来就接近一百姓。这近一百姓人家，先后南迁，散居各地，据诸家族谱：北有清远的朱，增城的刘；东有东莞的张、李、陈、刘；南有恩平的梁，新会的区、李、麦、陈；西有阳江的司徒等。其余诸姓则分布于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鹤山等诸县。而诸姓比较集中的居地，则是南、番、顺、香、东、新等六县。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诸家族谱、家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珠玑巷南迁来的；二、综观诸家族谱、家谱所载，从南雄南下定居地都是在珠江三角洲范围内。两个特点：一是所从来，一是所定居地范围。这两个特点，是研究珠玑巷史的主要问题。广州之有巷名珠玑，显然是为了纪念南迁人来自南雄的珠玑巷，因为他们从北江南下，大多数是先到广州，然后散居各县，或者就定居于广州。
为何都说来自珠玑巷
珠玑巷一名，宋元时代不显。明初永乐年间，东莞陈琏写了好几篇族谱序，载《琴轩集》中，在族谱序和其他几篇墓志铭、墓表中，他叙述伍、封、罗、李、蔡、邓、丁、何、刘、黎、李、张、袁等诸姓家世，都只说他们“先世南雄人”，而不言珠玑巷。万历年间，梁廷栋的《珠玑怀古》诗，有句：“珠玑遗迹动凄其，厌说前朝有徙移。旧路人非芳草在，故园春尽落花知。”（《水阁诗钞》）黄公辅的《过沙水珠玑村》诗，有句：“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己无故老谈前事，那得新闻访旧支？”（《北燕岩集》）看来梁黄当时对珠玑巷的传说已有深刻的印象，在身临其境时，都不禁有今非昔比之感。综上所述，《琴轩集》中族谱序多，反映元末大动乱后，明初族谱之作渐兴，而明中叶以后，南迁人的子孙又渐有珠玑巷是故乡之思，对珠玑巷的传说渐盛，明后期诗人于是有黍离之叹。
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两次谈珠玑：其一，题为《珠玑巷》。他说：“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其二，题为《珠玑巷名》。他说：“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因避敬宗庙溢，改所居为珠玑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讳禹勤，初从珠玑巷而至。族谱云：‘南屈珠玑实始迁’。”
他所说：“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建炎南渡，士民入岭的多，是事实，但“从驾入岭”，则不是事实，南雄之称，始于宋初开宝四年（971年），唐时没有南雄之称。至于珠玑得名，他的前一说，是宋南渡时，后一说则“始于唐张昌”，显矛盾。大概是屈翁山随手笔录传闻，还未深考。但他说“祥符有珠玑巷”，南渡入岭止于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则值得注意。
在封建社会里，因战乱流徙他乡，总忘不了故乡。故无论祥符是否有巷名珠玑（而且南迁诸姓人多，不可能原都是珠玑巷人），把珠玑一名，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人的故乡，因而众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它的意义就不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更远的并且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了。不但南雄有珠玑巷，广州也有珠玑巷，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源自珠玑巷的传说，遍及诸族，它是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相作用的。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维护族姓各自权益的手段，就是利用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法观念、血缘观念，而族谱的制作，就是作为权益的实证、法律的依据。家谱、族谱的制作与保存，主要在于维护家长制、维护产权、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因此，家谱、族谱的记载，多自远祖始，以明渊源有自，其实多属于传闻，甚至虚构以显扬家声，而无碍于产权的确定。散居珠江三角洲诸族姓，异口同声，始迁自珠玑巷，这有利于宗法观念的加固，而对于产权的确定并无妨碍。我们所要研究的，不在于南迁诸族姓世系绵延，而在于他们在宋元以后几百年间在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关于家谱、族谱问题。以广东而论，元明以后，盛行编写；体例多以宋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和谱例为准则，以远近亲疏为别，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欧阳文忠公集》卷七一）。明陈琏《宝安罗氏族谱序》 称赞罗亨信所修族谱“不强附所不知，惟书其可知”。但真能依此如实编写的，看来不是很多。因为执笔者多是族中人，况且知识水平、语言文字水平有高下。那些水平不高的，往往互相抄袭，臆度虚构，便多错误。典型例子，如《廉江遂海合博赖谱》（933 年雷阳印书馆印本），卷首有所谓“宋欧阳修先生序”，序文末题“宋咸淳八年赐进士参政文忠公欧阳修顿首拜撰”。第二篇是所谓“宋胡锉先生序”，文末题“宋熙宁二年赐进士翰林院学士忠简公胡锉拜撰”。像这样缺乏历史常识的族谱，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了。
不少家谱、族谱是蕴藏着若干历史资料的，是有助于地方史研究的，但必须经过去伪存真的工夫，而首先要扫除那些封建糟粕。
（曾诚根据陈乐素《珠玑巷史事》一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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