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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葆桢抵御日军，保卫台湾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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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国力渐强，走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1874年借口“牡丹社”事件派兵入侵台湾；1894年甲午海战，清政府大败，签订了“马关条约”，夺去了我国领土台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窃取了德国在我国青岛的权益；1931年九一八事件夺取我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占领我中华半壁江山，奸淫烧杀，血债如山；1941 年12月7日（星期日）清晨偷袭珍珠港，炸毁美国飞机188架，击伤291架，击沉击坏军舰18艘，炸死美军官兵3600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乘势大举南进，侵略香港及东南亚，走向自取灭亡之路。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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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4月，日本在长崎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随时准备侵台。借口琉球船民54人遭台湾少数民族“牡丹社”人所杀害，出兵3600余人，军舰5艘，由西乡从道带领，从台南登陆，拟侵占台湾。5月，清政府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他临危受命，率领中国近代第一支舰队——福建水师的14艘战舰（全部由福建船政自己制造，驾驶、轮机班底全部出自船政学堂）赴台。他受命后即上奏提出御敌四策：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抵达台南安平时，立即召见当地官员，提出理谕、设防、开禁三大反侵略方针。总之他是以扩军备战，增强军事力量为后盾，准备打战。从外交入手，大做舆论，进行说理斗争。为加强海防建设，他加紧修建安平、旗后、澎湖、鸡笼（基隆）、沪尾等地炮台，安放西式巨炮。至今仍保存的“亿载金城”就是当年的安平炮台。沈氏还奏请从福建陆军、淮军洋枪队、粤军增兵，军力达1.2万人。其中淮军先集中到上海，由严复驾驶“建威”号军舰运到台湾。接着他乘“长胜”轮探测台东沿海港口地形和海面形势。沈氏并奏请将台湾盐课、关税尽数留下，充作海防之用，以补充枪支、巨炮、子弹。我方军力超过日本，致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在固民心方面，提出“官民同命、草木皆兵”，着手招募兵勇、乡勇，并奖励乡团，团结台湾民众增强抵抗力量。联外交方面，借重国际舆论，请各国公使会同讲理，判断曲直，使日本怵于公论。他派员与日军将领西乡从道交涉，发给照会，出示台湾府志，指出台湾是我国固有领土，日本出兵台湾是干涉中国内政，责其不义。通消息方面，沈葆桢主张修筑海底电线，并修折奏请清廷批准。为加强军情反馈，保障台湾与大陆之间讯息畅通，沈葆桢用船政自制的四艘舰船分布在台湾、澎湖、福州、厦门四地互通情报，重要信件一日即可到达。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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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沈葆桢采取了以军事准备为后盾的积极抵御方针，战斗实力大大超过日军，又提出驱倭抚番政策，团结原住民形成草木皆兵之势。同时迫于舆论压力和沈葆桢寸土不让的强硬态度，日本改变手法，直接由国内派人与北京清政府谈判。腐败的清朝政府，不听沈葆桢“不与理睬”的建议，签订了《北京专约》，被勒索50万两白银后，于当年12月从台湾撤兵。这次保卫台湾，沈葆桢和船政功不可没。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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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湾近代化始于马尾船政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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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抗击日军侵台事件以后，沈葆桢更进一步认识到台湾在我国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他认为，要改变清廷的消极治台政策，就要守卫台湾、开发台湾、建设台湾。自那以后几代船政人，为台湾近代化建设付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优异成果。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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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撤退之后，沈葆桢随即着手全面治理台湾，在处理台事善后过程中，他提出“善后即创始”。“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着手台湾地区的大开发。他实施“四开”举措。开禁：开放大陆人口向台湾迁移；开府：开设台北府，使台湾行政中心北移，与福州联系更加方便；开路：开辟几条通往台湾东部的道路，以更便捷地开化少数民族；开矿：开发以煤为主的矿业，促进台湾近代工业迅速发展。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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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山筑路，办学抚番：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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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日寇之后，沈葆桢没有就把部队遣回大陆，而是全部留下分片包干，分三段进入亘古以来不通人迹的大山，劈开东海岸悬崖峭壁。开通南路两段389里，中路段265里，北路段205里，共计筑路859里。以将近一年时间完成开山筑路任务，使台湾东西部贯通，山区平原连成一体。这些工程相当艰巨，开凿断崖峭壁的苏花公路，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它对台湾东部的开发起了决定性作用。现今台湾主要公路的走向仍然沿用当年的路坯。在修路同时，对沿途实行屯兵卫、勘林木、焚草莱 、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廓、设邮驿、置廨署等14项措施。把开山修路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建设城镇，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作为台湾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在开山筑路前后，台湾发生瘴瘟，不少战士染疾而亡，为保卫台湾、开发台湾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为纪念这批勇士的义举，沈葆桢将他们尸骸收殓运回马尾亭江虎头山东北麓，建立“义塚”公墓，埋葬135具义士，至今保存完好，已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是他们捐躯140周年，为了表彰其壮举，应当择时公祭，以昭后人，慰其在天之灵。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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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及其继任者把“抚番”重点放在教育上，废除以往的围堵之策，实行疏导之法。注重办学兴教，使之逐渐开化，进入文明社会，与汉人共同开发建设台湾。在虎头山、四重溪等14处兴办较大的义学。路修到哪里，供少数民族学习的义塾就办到哪里，仅在南投埔里就设番塾26所。沈葆桢亲自编写教材《训番俚言》，供全台各地义塾使用。强调结人心、通人情。沈葆桢抚番采用11条措施：即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船政第二任大臣丁日昌延续沈葆桢重视文教的抚番理念，拟定《抚番善后章程二十一条》，重在教化。先后创办义学100余所。并且选拔番童进府学，给少数民族读书人以很大鼓舞。办学抚番政策实行后，番民学习文化形成热潮，文明素质和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走出原始时代的“茹毛饮血”逐渐进入农耕时代。特别在废除汉番禁婚之后，高山族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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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吏治营政、设府置县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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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台湾稳定发展，沈葆桢、丁日昌等船政官员先后着手整顿台湾吏治。受林则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熏陶，沈葆桢到台后就提出“欲固险地，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上奏《请改台地营制折》，对台湾营伍提出改革主张，采用“酌撤分汛、汰弱留强、合队合营、整军严纪”，以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丁日昌继续对旧班兵制度进行改革，重新整编，异地调防，进一步提高军队战斗力。在修吏治方面，沈葆桢初到时，台湾吏治腐败，官员多沉酣于鸦片，带来民风浇漓。他感叹地说：“此间去倭患易，去习染难”。下决心雷厉风行罢黜贪官污吏或失职官员，裁革陋习，严禁烟、赌、械斗之风。通过整顿，官风民风大有好转，为台湾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丁日昌继承发展沈葆桢的思想，提出：“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根本。”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办，革职查办了彰化、嘉义等贪腐成性的知县，对“索诈民财以填欲壑”的台湾县役林升判处死刑，招来万众聚观，感喟地方从此除一巨害，无不同声称快。文人赞誉丁日昌，称“儒林循吏今有几，丁公崛起南海涯……”。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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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全台湾政治机构方面，沈葆桢奏请朝廷移驻巡抚，增设郡县，加强行政管理职能。他指出，巡抚驻台“有事可以立断”、“统属文武、统归一尊”。经朝廷批准，福建巡抚实行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密切了闽台关系，为十年后台湾建省打下基础。府县设置方面，沈葆桢倡议增设台北府，经朝廷批准，他亲自勘察，1879年开始兴建台北府城，至1882年工程全部完成，台湾政治中心由台南迁移到台北。为纪念沈葆桢这一功绩，今日已成为全台第一大都会的台北市政府内设有沈葆桢厅，为台北奠基人永作纪念。2004年4月9日，台北市召开会议，纪念沈葆桢诞辰185周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主持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加赞扬沈氏建设台湾的功绩。大会还邀请沈葆桢五世孙女、台大沈冬教授参加。由此可见海峡两岸人都纪念保台建台有功之臣。由于增设台北府，同时又设立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和澎湖厅，使得原来一府、四县、三厅的格局，增加到二府八县四厅。至此台湾郡县管辖区域开始遍及全境，细化了行政区划，加强了管理，使政令畅通。 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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