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道南首豸山（程利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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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6-09-14

                   道南首豸山
                                         —纪念游酢诞辰960周年

                             程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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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南首豸山”，这是理学大师朱熹对游酢“道南”的高度评价。此语出自朱熹写的一副楹联：“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联中的“豸山”是指游酢，“龟山”是指杨时，“洛水”是指“二程”洛学，“濂水”是指周敦颐濂学。此联的意思是：游酢、杨时同出程门，道南一脉则是游酢居首；游酢、杨时的理学思想源于二程洛学，但其源头则是周敦颐的濂学。“道南首豸山”，游酢是“道南”之首，是“道南”第一人。
    朱熹为什么说道南一脉是游酢居首，而不是杨时居首？游酢该不该荣获这块“道南首”的奖牌？
    好！下面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
一、游酢、杨时拜“二程”为师的经过
    游酢、杨时是怎样拜“二程”为师的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的汉学与宋学之分，它们分别代表了两个文化时代和两种治学的思维方式。汉学，也称朴学，是汉唐时期儒生的考据训诂之学。汉学虽然在整理古籍和辨别古籍的真伪上有巨大贡献，但是它也由此而形成了繁琐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和思维方式，而且还具有神秘化、法典化、教条化、僵化等特点，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了整个思想界。宋代儒家学者们被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所召唤，并意识到必须首先打破汉学的思想禁锢，实现思想解放，孔子创立的儒学才能得到复兴，民族文化才能得到发展繁荣。因此，周敦颐、程颢等理学家纷纷起来，研读儒家经书，发挥经书中的义理，并由此而形成为一种学以致用、传统为现实服务的学风和思维方式，这就是宋学。程颢等理学家发挥儒经中的义理，著书立说，创办书院，宣讲、弘扬儒经义理，吸引了大批的读书人。游酢、杨时也被吸引到“二程”门下，学习理学。那么，游酢、杨时是怎样投靠“二程”，拜“二程”为师的呢？宋神宗熙宁五年壬子（1072年），游酢20岁。游酢在这年受乡里举荐到京师开封参加礼部考试未被录取，但补上太学生的名录。在京师开封，游酢遇见程颐。程颐夸奖他资质优秀，完全可以学习道学，继承道统。程颐为什么这样夸奖他呢？这是因为他从小天资聪颖，8岁善文，人称神童，贤士名儒都推崇他，所以程颐一见到他，就认定他是棵好苗子，完全可以接受道学，学习道学，继承发扬道统。当时，程颢正担任河南扶沟（今河南省开封周口）知县。程颢、程颐兄弟俩这时又都把提倡阐明道学作为自己的责任，立县学、设书院，召集县里优秀子弟来学习道学。程颐把见到游酢的情况讲给程颢听。程颢听了后，立即招请游酢来担任扶沟县学教职和扶沟书院山长。游酢接到邀请，就欣然前去追随程颢，向他请教理学，听到程颢精深的理学言论，于是尽弃从前所学。这是游酢拜程颢为师，接受程颢理学的开始，比杨时受学于程颢早了9年。游酢在程颢春风般的教导下，很快地掌握了程颢理学的精髓。而杨时这时还在家乡将乐读书并游学于邵武，其学识明显不如游酢。杨时在宋元丰四年辛酉（1081年）29岁时，才开始拜程颢为师，学习理学。清同治版《重纂福建通志》卷185《游酢传》载：杨时先是与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林志宁游文彦博（北宋大臣）门下求教，文彦博让他们去颍昌见“二程”兄弟，但苦于无人引荐。后来，林志宁从文彦博处回来找游酢，将文彦博让他们去拜“二程”为师的话讲给游酢听，请游酢帮忙。游酢听了后，就带领他们前往颍昌，拜程颢为师，学习理学。杨时这才正式受学于程颢，但比游酢晚了9年。这段历史记载证明了杨时师事程颢，是由游酢引荐去的。
    杨时拜程颐为师，也是由游酢引荐并携杨时去的。杨时在宋神宗熙宁九年丙辰（1076年）24岁时，登状元徐铎榜进士，元丰六年癸亥（1083年）31岁时，出任徐州司法；游酢在元丰五年壬戍（1082年）30岁时，登状元黄裳榜进士，元丰八年乙丑（1085年）33岁时，出仕官于萧山县，后被荐，招为太学录。他们在33岁时，得知程颢逝世，游酢著《明道先生行状》，杨时著《哀辞》，并都在各自的住处设灵位恸哭于寝门，深表悼念。程颢逝世，但理学的学习和阐扬不能中断，于是在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1093年）41岁时，游酢携杨时去洛阳拜程颐为师，留下千古盛传的尊师重道的“程门立雪”的故事，游酢、杨时又都成了程颐的入室弟子。“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最早的记载是程颐的表弟和门生、北宋理学家侯仲良的《侯子雅言》。《侯子雅言》是这样记载的：“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游酢、杨时初见程颐时，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在那里养神静修悟道，于是游、杨二人站着侍候。过了好久，程颐才醒，转过头看着他们说：你们还在这里啊？天色已经很晚了，你们就去休息吧。等到走出门，门外积雪已一尺深了。”侯仲良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对游、杨“程门立雪”拜程颐为师是亲闻目睹的。《侯子雅言》载“程门立雪”典故，是把游酢摆在杨时之前，这就可以充分地说明杨时拜程颐为师是游酢引荐去的，是游酢携杨时去的。因此，我们说杨时两次投在程氏门下，拜程颢、程颐为师，都是游酢带着杨时去的。或者说是杨时跟着游酢去的。游酢、杨时拜“二程”为师，同为程门著名弟子，其学术地位，前期游酢胜过杨时，后期杨时胜过游酢，但是杨时能拜“二程”为师，游酢这是立了大功的。
二、游酢在程门弟子中的地位
    游酢是程门四杰之首。程门四杰，是指程颢、程颐的四个高材生，即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在这四杰中，游酢排在第一位，这是有根据的。在《朱子语类》卷101里，朱熹与门人有段答问——朱熹门人问：“吕大临、游酢、杨时、谢良佐这四个人的学问谁最好？”朱熹回答说：“这不是我们后辈所敢评说的。程颐先生称赞游酢聪明、善良、厚道，而杨时不如游酢。”程颐是不是这样说的呢？程颐确实是这样说的。程颐的原话是：“建州的游酢已不是从前的游酢，他原本就很聪明，而且本质温和厚道。南剑州的杨时虽然不如游酢，但也是聪明的。”程颐还称赞游酢“灵利高才”。显然，从程颐对游酢的赞语中，我们能够感到游酢在程门弟子中是最优秀的，是四杰之首。朱熹用程颐评价游酢、杨时的话来回答他的门人的问题，也是肯定游酢比杨时优秀，肯定游酢在程门弟子中的地位是最高的。
     到了元、明、清时，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游酢胜过杨时。如明朝人刘童称颂游酢说：“德器粹然，高出群类。”即游酢的德才超群。刘童的赞语，显然是肯定游酢的德才都在同时代的其他同门弟子之上。又如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说：““二程”获得孟子逝世后失传的孔孟圣学和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来倡导天下，而能真正进入儒门厅堂并探索到圣学奥秘和继承道统的只有程门高弟，其中又以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为最著名。”黄宗羲也是把游酢列在“程门四杰”之首的位置上。又如清朝左宰说：“游酢是程门弟子中最优秀的。自从“二程”在洛阳倡导学术，熟习先圣孔孟学说以来，跟随他们学习的读书人很多，可是同时立雪程门、侍奉老师最虔诚、治学最勤奋的，当以游酢、杨时为最。”在左宰的眼里游酢仍然是位于杨时之前。
    从上所述，游酢是“程门四杰”之首，在程门弟子中地位最高，这是有所依据的。
三、游酢具备了传道的能力
   1.游酢重修养、重积累、重实践，极快掌握了洛学的精髓
   “二程”教育弟子，强调“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要求学生读孔子之书，学孔子之道。对此，北宋历史学家范祖禹说：“自从孟子逝世，《中庸》之学就失传了，孔子之道也就中断了，后世学者因为失去了可以遵循的儒家之道，而变得心胸狭窄、心术不正，所以他们也就不能进入尧舜的圣域。现在，程颢先生凭着自己的独特智慧，体悟到了中断的圣学，获得了失传的道统。虽然程先生与孟子相隔千余年，但他能发现其关键，直探到它的本源深处‘天地之理’。‘天理’二字，可是说尽了世界万物的发展变化。程先生容貌严肃但气质温和，志向坚定但言语严厉，看到他感到害怕，接近他觉得可亲，询问他许多问题，他都会从容应答，并且多有新意。程先生可真是真诚求学的学子们的好老师啊！”程颢的传世名作有《识仁篇》和《定性书》等。《识仁篇》首次赋予仁以本体论的意义，并以仁为天理的基本内容，用来对抗佛教的空理。《定性书》则建立起动静合一、性无内外的理学家心性修养学。程颢开出的“道学一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他之后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的只有程颢一人而已。”他的弟弟程颐为他作《墓表》说：“周公死了，圣人之道不传布；孟子死了，圣人之学不流传。道不传布，后世也就没有善治；学不流传，千年也就不能有真儒。没有善治，读书人还得了解善治的方法，使众人善良，并传给众后代；没有真儒，天下改变得不知所之，人们想要学习但天理灭了。先生诞生千四百年之后，从遗失的儒经中获得了不传的圣学，就立下志向定要用这圣学来唤醒民众。”因此，游酢自从投靠到程氏门下，跟随“二程”学习孔孟圣学，接续儒家道统，认真听从先生教诲，勤学好问，见识越来越广，学问越来越博精，道德也越来越高尚。“二程”教导游酢说：“精湛的学业，高尚的道德，都是靠平时的修养和积累才能得到的。只要我们重视平时的修养和积累，就能获得真知，进入圣人之域。”“二程”还教育游酢，学习还要重视力行、重视实践，不能只是重复老师讲过的话，而要去力行、去实践来获得新知，这样才会有成就。对此，程颐还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即：“君子之道，贵在成功。如果不成功，就等于没有用。这好比五谷不成熟，就不如野地里的稗草；挖井挖到九仞（72尺）深，还见不到泉水，那就是废井。所以，有成功的道理而不能成功，那这样的道理也就没有用了。”程颢还教育游酢说：“如果不能去力行时，那就去静坐。静坐也能够使自己的思路潜入到理学的深处，探索到理学的本质所在，这虽然要一件物事一件物事地去思索，但只要不停地自觉地去思索，就能探到其本质，而获得成功。”等等。游酢就在“二程”的谆谆教诲下，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注意平时的修养和积累，注意通过静坐去体悟理学的真谛，但更重视理学与实践结合，重视力行。如他在“二程”兄弟因反对在王安石变法中形成的新贵而被罢官、被打压的情况下，遵从师训，继续担任扶沟县学教职，并主持县学与书院工作，为学子讲授理学，著《明道语录》（后来又著《伊川语录》），传播“二程”洛学，并坚持3年之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学实践和洛学传播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教学与传播的能力，同时也很快地掌握了“二程”洛学的精髓。什么是
    “二程”洛学的精髓？“二程”洛学的精髓，是天理，是“理一分殊”，是“存天理灭人欲”，是“进学致知”、“格物致知”等。
2.游酢对“二程”洛学进行疏理和发挥
　　游酢在各种能力都得到提高的基础上，顺着老师的思路对老师的学说进行疏理和发挥。这里仅举两例以说明：
其一，在治经上，“二程”除了重视对《易经》的阐释外，还竭力抬高《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经书中的地位，完全抛弃原著注而按己意发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阐说这些经书，并把它们放在“六经”之上。游酢沿着“二程”的思路，同样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置于“六经”之上，并撰著《中庸解》、《论语解》、《孟子解》、《豸山粹言》等著作，也完全用自己的理解来阐说这些经书。游酢的这种努力，后来被他的三传弟子朱熹所吸收并使“四书”成为理学的首要经学。
其二，对张载《西铭》的理解。张载《西铭》是理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张载在这部书里“把天称作父亲，地称作母亲，我与万物虽然渺小，但是同生在这天地之间，所以我的身体是充塞在天地之间的气质万物，我的根本人性（天地之性）是统帅万物的太虚神应之气，而广大百姓和民众，则是我的同胞兄弟，自然界的万物则是我的亲密的伙伴。因此，我们要爱一切人，爱一切物，爱全宇宙，就像爱我自己的身体一样”。张载的这一思想就是“推理以存仁义，扩充前圣所未说的内容，这与孟子的性善说，修养论是同功的”。“二程”评价张载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之后，儒者都无他见识。”游酢是怎么理解《西铭》的呢？游酢抓住“二程”对张载的评价“道尽高，言尽醇”，与孟子性善说、修养论联系起来，与《中庸》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阐发，认为《西铭》讲的是义理，就是《中庸》讲的义理，即乾父、坤母所赋予人的品性，也就是仁义礼智四德在人身上的体现。人的这种品性称“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或“义理之性”。人有了这种品性，人性就是善的。但是，因为人在后天禀有“气质之性”，理与气杂，人性也就有了善与恶，所以就有“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提出。正是因为游酢这样理解，所以游酢在道德修养论上提出了“治气养心，行己接物”，即变化气质实现人性复归的主张。程颢对游酢的这个理解倍加赞赏，说：“游酢对于《西铭》，不仅读得顺心，而且能在言外求其主旨，立起义理，这就是《中庸》。”游酢对《西铭》作这样理解的时候，正是杨时刚拜程颢为师不久。这时的杨时不仅不能理解《西铭》的义理，而且对《中庸》也未能解透。直到拜程颐为师之后，杨时还在与程颐讨论《西铭》的主旨，程颐用“理—分殊”帮助杨时理解《西铭》的主旨。
游酢在治经上、在疏理与发挥“二程”洛学上、在道德学问上，业绩突出，深得老师、学友以及后学的肯定和赞扬。程颢说：“游酢天资聪颖，理解力强，可以进道。”程颐在杨时面前称赞游酢说：“游酢品德器质清纯，学问日见进步，真是我的畏友啊！”学友杨时称赞说：“游酢领会恩师“二程”的学说很精辟、很纯正，他写的《明道语录》、《伊川语录》完全符合“二程”原意。”等等。
上述这些，都说明了游酢早于杨时具备了传道的各种能力。
四、游酢的道南
1.游酢是“道南首”、道南第一人
    秦汉以来，因为佛教、道教的盛行，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者又大都出入佛、道，所以儒家道统已经中断、失传。唐朝韩愈挺身而出，激烈排佛，提出恢复儒家道统，拯救、复兴儒学。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在中国北方提出新儒学，创立濂、关、洛诸理学学派，恢复了儒家道统，复兴了儒家学说，但是金人的入侵灭宋，使刚刚复兴的儒家道统又岌岌可危。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刚刚形成的新儒学（即理学）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大理学家张拭说：“当今道在武夷。”这都是说国家的文化重心要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儒学和儒家道统要在南方的武夷山获得中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游酢、杨时学成南归时，程颢对他们说：“吾道南矣。”游酢、杨时没有辜负老师的重望，“载道南归”宣传“二程”理学。
    游酢在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1098年）46岁时，回到家乡建州建阳长坪，筑草堂于豸山之麓，著《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第二年，他到武夷山之五曲建水云寮，为讲论之所，著《易说》、《诗二南义》。游酢把豸山草堂、水云寮作为阐扬、推广理学的基地，传播“二程”洛学。游酢在讲学中，主张通过研修孔孟道学，让门生明白天理、明白人的本性，以加强道德修养。因此，他在教学上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以“二程”提倡的“四书”为主要教材，抓住理学的核心“天理”进行讲学，让门生掌握理学的本质；二是强调要明道、志于道，让门生明确学习方向，立志于圣学圣道，端正态度，专心学习；三是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用理学知识指导道德修养；四是注意难易程序，循序渐进；五是因材施教，注意启发、体悟；六是注意从文化和教育的意义上阐述理学，以显示理学的根源和教化的功能，克服空谈心性的弊端，使理学与生活实际结合，使理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游酢讲学的豸山草堂，得到宋理宗皇帝的重视和表彰，被宋理宗敕建为豸山书院。武夷山水云寮，也被改为豸山祠，以纪念游酢道南的功绩。南宋末年，游酢后裔游九言游武夷山时，特题写“水云寮”三字，请名匠在五曲岩壁上刻石，以纪念祖辈在武夷山传播理学的功勋，至今刻石仍十分清晰。游酢还在家乡建阳崇泰里云谷山顶建豸山精舍为读书著书讲论之所。游九言曾跟随朱熹来到云谷山，住在豸山精舍，以继承祖辈事业。另外，还据说，游酢在龙岩连城建豸山书院，为讲学之所。杨时弟子罗从彦也曾在这里讲过学，发扬道南理学。
    游酢最先在武夷山建草堂、精舍、书院，传播“二程”洛学，而且在讲学、传播中，“言论正当，行为端正；道德宏大，学问精粹”、“罗网百家，驰聘千古”、“推圣学以明大义，开来学以启后世”，而创建州理学之始，开武夷山“道南理窟”之先；又最早在武夷山使书院与理学较好结合，开辟出一条儒学与书院发展的新道路，对理学和书院的发展，对闽学的建立，都最先发挥了首要的作用，所以游酢是“道南首”、道南第一人。
    游酢是“道南首”、道南第一人，还可以与杨时作比较。杨时到武夷山传道的时间要晚于游酢。理由一，朱熹的《九曲棹歌》第五首说：“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欵乃声中万古心。”诗中的“林间有客”，是讲游酢在五曲建水云寮讲学、传播“二程”洛学，将洛学道南；“无人识”，是讲游酢传播的洛学，人们还不认识，没听说过。这正说明游酢是最早在武夷山传播洛学的。因为是最早，人们自然是不认识的，不熟悉的。理由二，《武夷山志》里有一首杨时的诗《游武夷》。这首诗，根据南宋邵武人黄去疾编著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记载，是杨时在46岁时先从湖南浏阳知县任归家将乐，后又从将乐到京师去的路上经过建阳、武夷山，在游览武夷山时写的。因为在武夷山只住一个晚上，即元符元年戊寅（1098年）9月16日，因此不可能在武夷山设坛讲学。杨时真正在武夷山设坛讲学，传播洛学，根据黄去疾编的《杨时年谱》记载，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已（1101年），杨时49岁，任建阳县丞时，有沙县人陈渊投书问学。杨时喜欢他识性明敏，还把女儿嫁给他为妻。也是在这时，杨时与离武夷山较近的五夫里的胡安国、刘子翚、刘勉之等儒学家相聚切磋理学，邀游武夷山。杨时从建阳到武夷山，路过黄亭詹季鲁家，詹季鲁向杨时问《易》，杨时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说：“这就是《易》。”《易》就是一阴一阳，变化多般。这时，武夷山理学气氛有些浓厚。但这也比游酢在武夷山筑草堂建水云寮讲学传道晚了3年。理由三，杨时学成南归，首先不是到武夷山地区讲学，而是首先到常州、无锡地区讲学传道。这主要原因是：一是常州的邹浩理学观点与杨时相同，又“渊源伊洛”、“得伊川之传”，与杨时谈得来；二是邵武人李纲是杨时的挚友。李纲的祖先李赓徙居无锡，李纲出生成长都在无锡，而无锡又有东林书院；三是常州、无锡地区，舟车咸通，水陆称便，物饶民丰，山水秀丽，人文兴盛。有不少读书人钦慕洛学，有的直接前往投师求教，有的或师事杨时。如延平人罗从彦拜杨时为师，直接求教，就是杨时任萧山知县时。因此，杨时南归后，主要是在常州、无锡讲学。此外还有就是在荆南、京师、余杭、南都、萧山讲学、传道。从游酢与杨时的讲学传道的比较来看，“道南首”、道南第一人是游酢而不是杨时，这是显然的。朱熹的“道南首豸山”是完全正确的。
2.游酢学脉的传承
    游酢“道南”传播洛学，他的门人据《廌山学案》记载，有胡安国、黄中、吕本中、曾开、陈侁、江锜等人。
    胡安国，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人。他跟随游酢学《论语》、《孟子》、《易》、《诗》，得其精髓。他在武夷山致力于理学研究和传播，历时30载，著《春秋传》，被宋高宗列为经筵读本，而后被定为科举考试范本。他虽然受游酢思想影响，但却又偏离游酢思想。后来，他与儿子胡宏开创洛学南传之湖湘学派。
    吕本中，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少从游酢学，著作有《春秋解》、《童蒙训》等。吕本中除了师法游酢外，也师法杨时、伊和靖，而全祖望在《紫微学案》中说，吕本中所传的是其家学而不是游学。他的侄孙吕祖谦是朱熹的好朋友。
    黄中，邵武人，游酢外甥，跟从游酢学《论语》、《孟子》等，深得游酢理学之真传。朱熹对黄中非常敬慕，曾登门投书执弟子礼，拜黄中为师。朱熹从黄中处获得游酢理学精粹。
    曾开，其先赣人，徙居河南。他从学游酢，日读《论语》，求诸言而不得，则反求诸心，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他天性孝友，厚于九族，信于朋友，立朝遇事，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游酢的纯正门生，不过影响力不大。
    陈侁，长乐人。他有志于伊洛之学，并对游酢学识、人品最为敬佩，因此从游酢受业，举止、行动、待人接物都仿学游酢，“得其（游酢）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要”，但他的影响也乏力。
    江锜，建阳人。他跟随游酢学《论语》、《孟子》，著有《春秋经解》、《论语说》、《孟子说》等，后在永州任教授。江锜虽然游于游门，但也游于杨门，跟随杨时学理学，可是他的“卒业”则是在胡安国。因此，他的思想与吕本中一样，实际上不是游酢理学的继承者。
    游酢一传弟子胡安国将洛学传给儿子胡寅、胡宁、胡宏和侄儿胡宪，胡宪传给朱熹。朱熹成为游酢的三传弟子。朱熹这时虽然还是少年，还未定型，但却吸收了游酢传过来的洛学，为以后集儒学和北宋理学之大成进而创立闽学奠下了极为重要的第一块基石。
3.游酢“道南”的意义
    游酢“道南”，影响深远。此后，武夷山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家创办书院，弘扬理学，特别是朱熹的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群儒云集。他们在武夷山授业问道、潜修学问、著书刻书、继志传道，形成考亭学派，成为理学中坚力量，把武夷山变成一座理学名山，“闽邦邹鲁”、“道南理窟”。至今武夷山风景区方圆60平方公里境内，尚留下诸如水云寮、武夷精舍（已修复为紫阳书院）、南山书院、洪源书堂、留云书屋、静可书堂、幔亭书屋、石鼓书堂、止止书屋以及思学斋、岁寒轩、熙颐居、隐求室、塞栖馆、潜龙楼等理学家传道讲学、著书立说的遗址六十多处，道终归于武夷山。
    明朝大学者邱浚在《道南书院记》里说：“所谓南者，不是道始于南，而是道终归于南。游先生的归南，使儒道也跟着归南！曾几何时，而文化昌盛的社会从北方迁移到了南方。中原被金人占领，中原的人就再也不知道有洛学了。幸亏儒家道脉，中兴于南。朱熹的出现，使儒道在建州武夷山得到盛大发展，使天下后世，都懂得有圣贤全体大用之学、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万代实行它而没有弊病，这功劳真大啊！”因此，游酢“道南”的意义，主要有：
第一，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学传到南方，儒家道统得到接续，儒学得到中兴。
第二，创建州理学之始，建州武夷山成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建州乃至全福建文化得到繁荣兴盛。
第三，游酢理学上承“二程”洛学正脉，下启中兴之后各大儒学说，是他们的源头活水，是“二程”到朱熹的中间环节与必经阶段，为朱熹建立闽学进而把儒学推向高峰奠定了基础。
第四，丰富了武夷山的内涵，提升了武夷山的品质，使武夷山光大名气，获得联合国“双世遗”的荣誉，使武夷山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
因此，“理学元宗”、“道南儒宗”、“闽学鼻祖”、“道南正脉”、“道南首”等这些荣誉，游酢是实至名归的。

作者简介：
程利田：1941年6月生，福建古田人，大学毕业。曾任黑龙江东方红一中校长，福建南平师专历史系主任、学生处长；现任武夷山学院教授、武夷文化研究室主任、《南平师专学报》副主编。社会兼职：福建林则徐研究会理事、闽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哲史研究会副会长。多次参加国内、国际各类学术会议，参编《世界近代史》、《世界古代史》、《福建古代史》、《史海选要》等多部大学教材，参编《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闽北今昔》等研究丛书，参加整理译校古籍《宋·游酢文集》。

发表沦文30余篇，其中《朱熹理学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被中国人大《中国哲学与哲学史》月刊全文转载，入选《中国当代社会科学论文选粹》、《海峡两岸论朱熹》、《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萃》、《中国教育大精典》，该文提要入选《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从（劝农文）看朱熹农业思想》入选《朱熹与闽学渊源》；《宋代杨、罗、李、朱理学与闽文化的发展》入选《高等师范专科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闽文化源流与近代福建文化变迁》；《对中国古史教学革新的几点思考》入选《高校教学与管理研究》；《历史课如何进行美育》入选《新中国建设发展五十年社科文献——中国市场经济文化大典》、《中国跨世纪改革发展文献》；《实施素质教育要学陶》入选《中国市场经济文论大典》、《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等。指导撰写的学生论文有6篇被《炎黄纵横》和《朱子研究》杂志刊登；获校首届学生科技节论文一、三等奖各1篇。个人芳名收入《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志》、《福建省古田县志》，个人辞条收入《中国百科学者传略》、《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华成功人才大辞典》、《世界优秀专家名典》等。1994年8月被中国教育工会福建省教委授予“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1997年7月被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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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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