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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湖南游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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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0-07-08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朱元璋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在朱元璋做皇帝的第26年，亦即1393年，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规定加上附加条件共12条，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

但尽管朱元璋如此严格地规定，却仍有人明知故犯。这些人一般都自以为有坚实的靠山，不把政府的法规放在眼里。有的人无理鞭打驿夫，也有人不持驿牌强行驰驿，多索车马。有一个曾经是开国功臣封为吉安侯爵的陆仲亨，从陕西返京，就不顾王法，擅乘驿传。朱元璋为此龙颜大怒，斥责陆仲亨说：中原历经战患，人民刚刚过上安定生活，驿户好不容易买上马，生活还十分艰苦。都像你这样所作所为，百姓即使卖儿卖女，也不能满足奢望的啊！陆仲亨因此不再被重用，后来他因谋叛罪被杀。

朱元璋还因违犯驿规罪重罚了两个女婿。一个是驸马郭镇。他从辽东出差回来，违章私带了三杠榛子，沿途擅用驿夫运送。朱元璋得知此事，立命郭镇如数补上私用驿夫的报酬银两，并同时敕命在山海关沿线各关驿站，张贴榜文，规定以后再不许有利用官驿私带货物的现象发生，不然一律治罪。另一个是驸马都尉欧阳伦，他多次违禁利用驿递走私茶叶，其家奴尤为横暴，强迫驿站车辆为其运货，还随意谩骂殴打执法人员。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十分震怒，把欧阳伦赐死，他的家奴一并处以死刑。

这几件事对整治驿站，起了很大作用。从此，明朝邮驿井井有条。“驿递清乐，而里甲不扰”（顾祖禹《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一）。邮驿发展了，国家财政年年有余。

“会同馆”和“递运所”制度

明朝的法律大典《明会典》记载说：“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这条记载说明，明朝的“会同馆”，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会同馆有两种职能，一是起邮驿传递书信的作用；另一还同时起着国家级的高级招待所的作用，这里可以供外国使节和王府公差及高级官员食宿。有时还由政府在这里举行国宴，招待来自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进贡人员。

会同馆的马和马夫都有定额，一般设馆夫400名，马171匹，驴173头。有时人员不够用，则临时又从民间抽调服务人员。比如，在明正统帝时，西藏来了344位进京的僧俗人员。北京会同馆人手不够，便又从外面雇用了一些市民。

明朝地方馆驿，有些负责接待中外客人。有一篇《改建芜湖县馆驿记》记载说：芜湖为海外东南诸国赴京必经之地，为“天下要冲也，故有馆驿”。东南各国客使必先在芜湖驿暂住后，才“易以官舟”北上。江苏的苏州，也是东南一大交通城市。明代姑苏驿站很为讲究，建有亭、馆、楼、台等，其大门石柱中有20个大字的楹联：“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悬灯得月邮亭远映胥江”。这副对联反映了我国明代驿站的服务情景。

明朝的北方驿路沿线，也建有不少华丽馆舍，有一些规格很高，很讲艺术，简直是一处高级的园林景区。河北省永年县明时称为广平府，万历年间当地知府为接待各地“驻节”之宾，在府城东建了一所“莲池胜地”馆舍，据记载，有正堂五间，耳房三间，还有水池一方，浮桥、画亭、台阁多处，名称雅致，称为“观莲坊”、“得月台”、“荷花馆”、“天开画”等等（《广平府志》）。但是，就普遍情况来讲，明朝尤其到中后期，北方驿馆大都是较简陋的。《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西南的卢沟桥旁的宛平县境的驿铺馆舍，就残破不堪。因多年失修，墙倒屋塌，铺兵都无处居住，只好在旁边租屋暂住。有邮书来到，招呼良久，才能发出。

水马驿和递运所，都是指各地的驿站和运输机构。水马驿同于宋元时期的“驿”和“站赤”。顾名思义，水马驿包括水驿和马驿两种，一用于河驿，一用于陆上文书的送递。明朝时一般60里或80里置一驿，每驿备有马30或80匹不等，小站则有少至5到10匹马的。水驿则备船。明朝基本和元朝一样，“常事入递，重事给驿”，即平常的文书交给步行的递铺，重要和紧急的文书才交给马驿办理。递运所是在一般的递和驿之外，明朝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输机构。这种机构也分陆运和水运两种。始设于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递运所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机构。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有各地船户负责。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这种专职的递运业务，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可惜的是，明代递运所制度未能坚持，在弘治年间全国曾达到324处，而到万历年间便剧减至100多处，逐渐消亡了。明朝水运中还实行过一种“马快船”的制度。这是一种快速从水上运输贡物的船只。这种船，在河上运输时，“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明经世文编》），十分热闹。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改革家。他对赋税、吏治等方面的改革，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有重大影响。在驿传方面，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后，政治日益腐败，邮驿制度也产生许多弊端。最高统治层利用邮驿，大肆挥霍。正德年间，发生了多起太监到各地驿站勒索驿银、捆打驿官的事件。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在成都驿，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100两；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竟用银高达13万两。正德皇帝下江南游耍，所费更巨。他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以备皇帝来时随时寻欢作乐。这一次仅水路驿站所用人夫即达数十万，严重地骚扰了人民的生活，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驿站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许多驿官都逃亡在外，驿务多废。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一些官吏主张对邮驿进行改革，先后主张改革驿务者有著名清官海瑞、吏部尚书吴鹏和张居正，其中以张居正的驿传改革成效最大。张居正改革，是我国邮驿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宰相，他的邮驿改革是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的，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比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等等。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据统计，经过整顿后，全国共省减邮驿经费1/3左右。

在改革中，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从自己的身边做起。他的儿子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不用官府邮驿，而是出钱自己雇车。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而是让仆人背着行李，自己骑毛驴回乡祝寿。张居正对那些违反条例的官员，绝不手软。有一个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被他革去官荫。这一处分使得朝野上下很为震动，许多官员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民欢呼歌诵”。但是，明朝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可救药，一两个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全被废除了，明代邮驿又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中。

“民信局”的兴起

在明朝的邮驿事务中，有一件新兴事物是必需大书特书的，这就是“民信局”的兴起。所谓“民信”，当然是指民间自发经营的通信组织。

专家们认为，我国民间经营的通信组织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兴起的。那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大商人间需要一种业务上的联络，更重要的是货物的集散和资金的汇兑，都需要有一种联营的组织来承担。这便是“民信局”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对民信局从哪里兴起，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种联合经营机构最初是从四川兴起的。明朝永乐年间，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孝感地区的移民。他们长年在外，思念故乡，于是自发组织了同乡协会。每年约集同乡，举行一次集会，在会上推选出代表，返回家乡探望一次。届时，移民们多托代表给家乡带去问好的信件，并托他捎带家乡特产回来。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组织，俗称为“麻城约”。麻城约多以运带货物为主，同时捎带书信。这就是我国民办的第一个通信组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我国民信局最早是从浙江绍兴、宁波等沿海地区兴起的。明代官场多用绍兴人当幕僚，俗称“绍兴师爷”。他们分散在各省督抚巡按衙门中，联系广泛，成为帮派。互相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函件相对较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初期的民信机构。宁波是绍兴出海的口岸，通信的枢纽，所以也就成为最初民营通信机构的据点。再则，宁波经商的人很多，他们也需要一个经常的信息交流和货物集散的机构，民信组织就应运而生。

以后这种组织在各地扩展开来，不限于湖北麻城在四川的移民，也不限于浙江绍兴、宁波。

清朝时候，上海、宁波等地开始把这种组织称为“民信局”，递转民间的信件，成为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朝中叶以后，民信局大大发展，达到最盛期。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商埠，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檀香山等华侨聚居地带。在东南亚一带，民信局又称“侨批局”，仅新加坡一地，清朝末年时侨批局就达49家之多。有些侨批局，甚至一直活动到本世纪40年代。